斗转星移，沧海桑田，转眼辛亥百年。与辛亥革命几近同步的中国银行已然成长为中国金融业最有影响力的企业之一。在镇江的金融版图上，更是历史最久远、最具品牌价值、傲立潮头的领军者。

　—部百年中行在镇江的历史，深刻映照出镇江经济由草根发端进而日益成长壮大、并与国际接轨的奋进历程。回首百年中国银行，那些沉淀于岁月风尘之下的每一个前行步伐，每一幅难忘图景，都是最为生动的注解。

　江浙财阀数镇江

　现在有据可查的“江浙财阀”一词，最早出自1928年前后日本人之笔。据中国台湾名作家、大陆读者熟知的长篇小说《胡雪岩》的作者高阳考证，江浙财阀中的“江”，并不指江苏，所指却是“镇江”，原因是晚清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最主要的银行襄理或董事长，几乎全是镇江人。中国银行的前身——清朝相当于中央银行的大清银行的董事长严炳生就是镇江人，他的儿子严菊甫在北京创设大有银行亦颇知名。

　事实上，随着金融业的发展，镇江金融界人才辈出。当时金融界著名的镇江人有倪远甫、陈光甫、吴蕴斋、李锡纯、陆小波、严惠宇等，特别是前三位，在当时的上海金融界极具知名度。上海是全国的金融中心，上海银行同业公会又是上海市的金融中心，地位之重要可想而知，其主席一职曾由镇江人倪远甫、陈光甫担任，长达20余年。自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后，镇江作为漕运的咽喉要地，钱粮结算汇集于此。正是因为镇江上千年的金融文化积淀，镇江与百年中行结下了不解之缘。也许是渊源深厚，时至今日，从镇江走出的中国金融界名人数不胜数：中国银行原董事长、行长刘明康、太平洋保险公司原董事长王国良、中国银监会原副主席蒋定之……

　承启历史有渊源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镇江于1861年5月10日正式开埠。

　开埠后，镇江的金融活动日益活跃，其中，钱庄业尤为突出，被称为“百业之首”。从1866年晋源钱庄开业至1873年，镇江钱庄发展到27家。此后，镇江的金融业得到迅猛发展，钱庄、银号多至100多家。

　到了1906年，资金雄厚的大钱庄达32家，总资金超过30万两，这些大钱庄不仅实力雄厚，而且业务范围很大，放款对象，除本地、苏北、淮河流域以外，还涉及安徽、山东、河南以至武汉汉口，“放款金额最高时达1500万两以上”。而划汇方面，近则苏南、苏北，远及全国许多城市。

　开埠以来，镇江与上海的资金往来就十分紧密。镇江钱庄资金的80％从上海、苏州借入，镇江商业的许多汇款如纱布、“五洋”、百货款由钱庄办理汇往上海，另一方面，美孚、亚细亚、德士古等洋行的总公司都在上海，在镇江也设有分支机构，镇江这些洋行的大宗煤油款等款项多需汇往上海，银行就基本承担了这些业务。

　早在清光绪二十年（1894）前后，香港汇丰银行和华俄道胜银行就分别在镇江设立代理处和代理行。光绪二十三年（1897），中国创办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在镇江设立分行。光绪三十二年（1906），大清户部银行在镇江东坞街设行。翌年，镇江信义工商储蓄银行开业。裕宁、裕苏两官银钱局亦在镇江设立分局。至宣统三年（1911），镇江户部银行改称大清银行镇江分号，而这正是中国银行镇江分行的前身。

　镇江人善于理财闻名遐迩，有“无镇不成庄”之誉，而且出过不少著名的金融界的人物，如镇江钱庄习业出身的李锡纯、陆小波、严惠宇等，在上海银行界极知名的有倪远甫、陈光甫、唐寿民等人。

　特别是陈光甫，创办了当时中国最大的私人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人称“中国的摩根”，曾任中国银行常务董事。

　百年中行在镇江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建立。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孙中山先生被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立即上书孙中山，建议“就原有之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重新组织，作为政府的中央银行”。

　财政部于1912年1月24日书面批复大清银行商股股东联合会。2月5日，中国银行在上海汉口路大清银行旧址对外营业，同时，举行了中国银行成立大会。从此掀开了中国金融发展史上崭新的一页。

　1913年12月，中国银行镇江分号正式开业，行址在西坞街。由是，中国银行成为镇江目前现有的、有史可证的历史最悠久的银行。1922年，镇江中行为二等支行建制，有行员20余人，并在丹阳、仙女庙、宝应、阜宁四地设有代理店。

　1980年中国银行镇江支行从市人民银行分出重建，并于1980年元旦正式挂牌开业，接办原人民银行办理的外汇和外贸信贷业务，参加全国联行外汇往来。2004年8月26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中国银行镇江分行更名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分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