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6日，郎咸平在成都一家酒店举行演讲。主办方称郎咸平近2小时的演讲收入为18万元和要求订酒店总统套房，并表示举办该场演讲共花费30余万元。（11月27日《京华时报》）

抽象地看18万这个数字，确实不算便宜，但需求与价值决定价格——郎先生的价码，应该由买方与演讲内容共同决定，旁人置喙多多，无外乎“羡慕嫉妒恨”。

回头看看这些年，尤其是经历2006年、2007年资本市场牛市之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于是，经济的波诡云谲令经济学家身价倍增。2009年，一份《部分经济学家出场费一览表》在网上流传，彼时就有不少人感叹“专家的钱来得太快”！当时，根据这份表格显示，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郎咸平、著名经济学家谢国忠、《货币战争》作者宋鸿兵名列“三甲”——其中，郎咸平以12万元居首。算上CPI的速度、经济学家大浪淘沙的不易、高曝光度后的附加值……郎先生今日的价码似乎也算不上多么意外。

这是一件好事。毕竟，“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时代已经转身过去，比之二流明星的出场费，这些价码其实并不算高。一个社会对经济学家的姿态，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经济社会的发展状态。经济学家是人，不是神，哪怕是出来有偿科普，总比疏离于民众十万八千里来得强。再说，克鲁格曼、弗里德曼等这些全球知名的经济学家，人家也并不排斥频繁在媒体面前曝光。经济学家出来曝光是一种能力，而民众消费经济学的虔诚，无论真假，都透露着那么一丝积极的信号。

要说反思，该反思的不是18万的价码，而是公众对经济学家的这种“热望”。近些年，随着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财经政策在抵达社会公平与正义层面发挥着直接而巨大的影响力，遗憾的是，公共财经政策的阐释与导向工作却疏有人为，公众的无助感只能通过货币化的经济学讲座来抚慰。此外，国内独立经济学家的缺失，也为不少扮演着政府政策顾问和高校教授等公共角色的经济学者提供了“发家致富”的机会，当一个身兼“公共属性”的经济学家一年要四处连讲100多场的时候，“档期”也就成了时间的代名词——其立场与观点的严谨、理性，难免也会招致公众的质疑。

经济学家合法获利无可厚非，社会以货币的形式兑现对经济学的尊重与敬仰也是大势所趋。但在一场场高贵的经济学讲座中，公权者当加强职能责任，学术也当秉持纯洁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