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照片摄于上世纪30年代后期，前排中为作者符立，后排左三为黄亚兰，中着黑衫者为符立祖母，其余均为符立的兄弟姐妹。

　我永远记得那一天——1987年2月15日，我的母亲黄亚兰病逝，终年84岁。如今20多年过去了，每每翻阅一些旧照片，我就会想起她，想到母亲善良、勤劳的一生，不知不觉间有泪流下。

　上世纪20年代，我的父亲符恼武从事世界语运动，曾任环球世界语学会驻镇江代理员、上海世界语学会执行委员、镇江世界语学会会长。母亲作为贤内助，竭力支持父亲毕生从事的世界语事业。接待过日本世界语学者、东欧人士和英国船员以及国内知名人士瞿秋白、胡愈之、黄尊生等。

　1932年，父亲不幸病逝，那时母亲才30岁。她不仅完整保留了父亲从事世界语运动所珍藏的书籍、资料、照片、集邮和日记，还要抚养小的才1岁、大的不足10岁共七个子女的成长，艰难困苦，自不待言。母亲靠祖父遗留下的一些房产租金及亲戚的救济供养我们。镇江沦陷后，又拖儿带女外出逃难。在旧社会，一个年轻的寡妇谋生，谈何容易！到处都是歧视、冷漠的眼光，还险些遭到心怀叵测的人的暗算。但凭母亲的机智和倔强，总算熬过来了。母亲克服各种困难，供养我们上学，我们七个兄弟姐妹，四个上了大学，两个念过高中，只有一个只读了两年初中当学徒了。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兄妹几个先后参加革命并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三哥黄宗林于1941年离家打游击，后又派回老家做地下党工作，由于叛徒告密，被日本鬼子抓进了监狱。母亲四处奔走，使三哥得以保释出狱。三哥出狱后又再次装疯出逃，去了游击区，母亲不知三哥死活，心急如焚，但仍然沉着应付日本鬼子。

　地下党老党员徐永炜于1944年10月由中共长江工委派到镇江做地下工作，和我三哥编在一个党小组。徐在镇江举目无亲，就住在我家里。他撰文回忆说：“我在黄亚兰家白吃住了两个月。她待我始终似亲人一样，从没有讲过一句嫌我的话。从她的言行中，充分体现了她的慷慨好客，爱护子女和青年一代的高尚风格。”他还回忆我三哥被捕后，他到我家取出了我三哥留下的情报：“黄亚兰虽有些紧张，但也不向我打听什么，就让我走了，从这件不平常的事中，我深深感到她是一个识大体顾大局的人，她克制了儿女之情，不肯干扰革命事业。”

　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二哥和我相继投奔解放区，大哥、四哥参加地下党，姐姐参军。有些是我们瞒着母亲干的，但当她有所察觉时，也从未阻拦过，还暗暗为我们祝福，祈祷老天保佑我们平安无事。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母亲又鼓励小妹报名参加了军干校。许多志愿军战士来信，亲切称呼母亲为“光荣的妈妈”，我至今还珍藏着那些来信和当时登载母亲事迹的报纸、照片，成为鼓励我前进的动力。

　母亲在镇江担任了一些社会职务，如江苏省妇联执行委员、镇江市人民代表、市妇联常委、市军属协会副主任等。她助人为乐，做了不少好事，曾被评为镇江市模范军属和街道积极分子。1953年，母亲四处奔走，筹集资金，自己又带头集资，主持创办了军属生产自救的麻线组，只有8台手摇机，9名职工的麻线组，后发展为麻纺厂，有职工几百名，所生产的麻线、麻袋和麻织地毯远销日本和美国。

　母亲走了，她留给我们的是无尽的怀念。我们兄弟姐妹决定将母亲遗留下的房屋、财物作为黄亚兰基金，用于社会福利事业。作为子女，我们将互相勉励，互相关心，为国家和社会作出贡献，以慰母亲在天之灵。

　（作者退休前曾任《南方日报》副总编辑，广东省直机关党工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