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地方的常用药品，出厂价和医院零售价之间存在巨大差价，有的甚至高达6543%。

　　（11月21日 《北京晨报》）

　在药品市场上，出现这种荒唐的暴利本来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什么？是负责招标的地方政府机构，以官方名义向医疗机构推荐这些“好药”。是相当数量的医生，不但不主动淘汰这些劣药，还去向患者大力“推荐”使用这些所谓的“好药”。

　一个正常的淘汰机制是，既然馒头价的药卖到了鲍鱼价，就应让经营者在无人问津中走向破产倒闭，在市场中消失。但其成立的前提是，作为最后一道把关人，医生得严格利用自身专业能力，从性价比的角度，去为患者甄别出什么才是真正的好药，并从专业角度出发，只让病人使用那些病情需要的药物，而且是越少越好。

　如今的现实是，政府不养医，维持医院生存发展经费九成靠自筹。药企们则纷纷跑出来，充当了养医的中坚力量，他们与医院结成了利益同盟体的关系。医院自然有足够的动力与热情为药企服务，其中就包括大力推荐使用那些“暴利药物”。而在今天的中国，医生这个职业群体深深依附于医院，属于医院的资产，而不是全社会。他们很现实的一个选择就是，想方设法地为别人卖暴利药，多卖药。尤其是，医院及药企还为“销售好手”们提供了种种或明或暗的经济奖励。想想，他们会听谁的话呢？

　从招标部门到医院，乃至到医生，都形成了一条长长的经济利益链，感染成了一种“药物经济依赖症”。于是，判断一种药品是否好药的主要标准，变成它能够带来多少暴利，其次才是药品质量。如果不能够赚钱，哪怕质量与药效再好，也会被打入冷宫，被“逆淘汰”。

　通过解放医生，让其可以通过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而不是惟独只能够通过卖药来获得高收入，他们才可以摆脱这种控制和依赖。此轮新医改，有官方消息称，公立医院法人化将彻底改变医生的身份。医生不再是“干部”，而是自由职业者。问题是，时间呢？期限是多久？还是一个模糊不清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