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固然是个高风险行业,但并不是所有刚“入门”的医生都有“资格”拿高薪的,高薪是需要高技术和高品质来支撑的

药价虚高的问题近日又称为媒体关注的焦点。部分常用药中间利润高达65倍,医院医生都参与分成。以药养医的机制让老百姓看不起病,如何解决“以药养医”问题,在中国医院协会副秘书长庄一强看来,首先要把医生高价“养起来”,再让他们“不敢违法”。(11月21日《中国青年报》)

吃药贵,看病难,这些症结到底在哪里?怨医院和医生,其实公众也知道,问题也并不全出在他们身上。目前中国绝大多数医院都是公立医院,但财政给公立医院的钱,只占医院运营所需费用的10%左右,剩下的90%是靠医院给自己发工资。用庄一强副秘书长的话来说,“这样的现状下,院长必须带着医生去挣钱,不然医生也会饿死。”如何挣钱,无非是“买药”和“做检查”,于是“以药养医、以检查养医”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公立医院也偏离了公益性的方向。

让公立医院真正回归公益性,让老百姓看得起病吃得起药,解决医生的吃饭问题这是关键,因为医生是支撑医院运行的根本。其实,这也是医改的方向。可是,首先把医生高价“养起来”就能解决问题了吗?

在庄一强副秘书长看来,目前医生的收入还不算高。他以香港为例,在香港一个商学院学生和医学院学生同时毕业,前者月收入1万港元,后者收入至少3万港元,一些大牌医生的月薪可达到20万或30万港元。拿着这样的薪水,没有医生会在意病人递上来的红包,病人如果想通过给钱向医生“示好”也根本给不起。

只要医生的正当收入提高了,医生就不会收红包不会开“天价药方”了?理论上的想象在现实中恐怕是无法落地的。香港的医生不敢拿红包,一来因为自己收入高不在乎红包,更重要的是医管局和廉政公署的监管以及被吊销执照全行业通报的惩罚,使得香港医生不敢越雷池半步。反观我们身边的医院,有关红包的丑闻并不鲜见,但是有医生受到处罚的通报却少之又少；每每有医患纠纷出现时,患者的权利并不都得到很好的保障。在这样的大环境里,“高薪养医”又怎么可能真正缓解医患矛盾呢?何况,在社会诚信受到挑战的当下,即使医生有了正当的合理的丰厚收入,谁又能保证他们不想再多拿一份钱呢?在监管不力的情况下,道德的自觉更指望不上。所以,如果“高薪养廉”办不到,“高薪养医”能单独存在吗?

事实上,从行业薪水收入来看,目前医生这个行业的收入并不算低。每每有行业薪水排行,医药卫生行业总是名列前茅。其实,从现实来看,大陆的医学院校这么多,如果医学院刚刚毕业的学生收入一下子就比其他院校的学生高出好多倍,这也并不切合中国的实际。医生固然是个高风险行业,但并不是所有刚“入门”的医生都有“资格”拿高薪的,高薪是需要高技术和高品质来支撑的。

一个人是否会腐败,其实和薪水高低并无太大直接关系。如果他手里掌握的资源不受控制不受监督,那么再高的薪水都无法阻止他可能腐败的欲望；如果他身处的大环境给了他腐败的空间,那么再高的薪水也无法“养廉”。公务员行业如此,医生行业同样如此。所以,解决医患矛盾、解决药价虚高,这一切问题的解决关键并不在于医生收入高低。

在药价虚高的问题上,公众对药品中标价到底是如何制定,一直没得到明确回应,也没有对中标价为什么比出厂价高出几十倍等公众非常关心的问题,给出合理的解释。如果说医生只是靶子,那么,在公众关注的药价虚高问题上,过分强调提高医生收入也有可能沦为回避问题的挡箭牌。(陈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