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卫视2009年12月19日《中国记忆》节目，以下为“秘书眼中的宋庆龄”部分文字实录：
陈晓楠：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上，曾经有这样一位女性，她出身豪富，却又学识广博，她性格倔强却又温婉可人，她本自风华绝代，却又以端庄持重闻名于世。
她曾历经辛亥讨袁，见证军阀割据，痛心国民党的分裂和对农工的背叛，她也曾怒斥倭寇侵华，盼望国共和谈，叹息兄弟之间势成水火，生灵涂炭。无论何时何地何种情势，她的一生都在倾尽全力，用热忱去拥抱她的祖国，她的同胞。
作为一个女人，她的一生并无子嗣，但是在她离世之后很久很久，万千国人仍在缅怀惦念，默默颂愿，她就是宋庆龄先生，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共产党人的朋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誉主席。
今天我们的《中国记忆》就请来了曾经担任宋庆龄先生秘书的李云，来为我们讲述那些发生在宋先生身边的故事，讲述一位秘书眼中的宋庆龄。
解说：1935年冬，原本负责中央特科的邱吉夫被特务绑架，使中央特科失去领导，也失去与中央的联系。1936年4月，党中央派冯雪峰到上海，加强统一战线工作，恢复同坚持在上海工作的中央特科的联系。
李云：他呢，一到上海来就马上去看鲁迅，因为他跟鲁迅是老朋友了，所以两个人看到了非常高兴，彻夜长谈。那么鲁迅晓得他上海来，是为了加强统一战线工作，所以，他当时就打电话告诉宋庆龄了，他说里面有人来了，要见你。
解说：1935年，日本侵略者加紧对华北侵略扩张，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爆发了波澜壮阔的“一二九”运动，全国出现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当时宋庆龄身在上海，她已经把“抗日救亡”运动发展到以“救国会”为组织形式的新阶段。而接下来的工作应该往哪个方向去，她也还在迟疑中。
李云：宋呢，根据他的讲话，心中明白他指的什么，内部有人来是什么人，她具体不晓得，他一定是党里面的什么人，所以她就给鲁迅讲了，说请他到我家里来好了，我们谈一谈。那么冯雪峰呢，见了她以后，主要给她传达了瓦窑堡会，中央瓦窑堡会议这个统一战线的工作，给她谈了。那么她就非常高兴，哎呀，她说我很久没有听到党的声音了。
解说：此次和冯雪峰的会面，让宋庆龄倍受鼓舞，久违的中国共产党的声音，确实也给独居上海的宋庆龄以坚定的支持。中共对宋庆龄主持的“救国会”的工作表示了钦敬，也提出了一些建议。
李云：冯雪峰跟她讲了，主要研究了“救国会”的情况，谈了以后，她提了一个问题，她说冯先生，你们要找我容易，我要找你们就很困难，是不是你干脆派一个党员跟我联系，那么这样，我们双方面比较很快能够沟通。这样冯雪峰表示，他说好的，我来考虑考虑负责一位人到你身边工作。
解说：宋庆龄的要求当时着实让冯雪峰吃了一惊，毕竟当时的局势还很紧张，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没有任何松动，中共本身在上海的工作，就处于非常保密的状态。以宋庆龄的特殊身份，直接在她身边安放联络员确实有一定的风险。
李云：那么这样冯雪峰就找了我，哎呀，我都害怕了，我说宋庆龄地位很高，这样重要这样一个工作，由我去联系，感觉到很难。冯雪峰就对我讲了，他说你放心，什么事情我们及时会帮助你的，你放心好了，你去吧，那么这样，这是在1936年的5月底，那么我就去了。
解说：当时的李云刚刚21岁，对外的身份是宋庆龄的秘书，为了执行这个特殊的任务，冯雪峰特意多次叮嘱她，不仅不要用原名，要把自己改姓钱，而且一定要先把自己“包装”起来。
李云：他说，你注意一下，现在你身上穿了一件旗袍，再去做两件，因为到她那里，你穿得这个太蹩脚也不行了，所以他说你鞋子要换一个半高跟的鞋子，买一个手提包，他说你注意一下，她那个环境，跟咱们一点不同，都是比较高贵的。我就，好的，我都按照他做了。
解说：1936年5月的一天，精心打扮过的李云，来到了上海莫里哀路29号，她回忆说，当时她其实心里还是有点战战兢兢，毕竟宋庆龄的身份实在太高，等待她的不知道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面。
李云：去那一天，天气很好，所以我就去了，看到外面是一个紫红色的大门开在那里，我就走进去，靠右手一座白颜色的一座洋房，西式的。
我坐下来以后，就听到脚步声，我想大概孙夫人来了，我就站起来，一看，哎呀一个女的，穿了黑的旗袍，黑的高跟鞋，看了，很端正，很漂亮，不瘦不胖。我一看，大概估计是孙夫人，所以马上我站起来了，结果，她呢直接跑到我身边，看一看我，哎呀，她说是个小姑娘。因为我当时有21岁了，但是我梳两条小辫子，所以她哎呀，是个小姑娘嘛。
解说：多年以后，李云回忆说，从见到宋庆龄的第一面起，心中的忧郁和彷徨就一扫而光了，宋庆龄就像一个端庄温婉的邻家大姐，所到之处，带给人的都是温暖的感觉。
李云：她就对我讲，她说是不是这样，我能够来，我也很高兴，她说希望你一个礼拜来三次，到我这里来，有些重要事情、信件什么东西，我会交给你的，这样定下来了，我看看，我说好的好的，我准时来。
解说：就这样，李云逐渐开始适应了在宋庆龄身边的工作，但是秘书工作是枯燥烦琐的，事无巨细都要面面俱到。李云回忆说，当时自己曾想过，可能自己的工作和那些大事情也就无关了，偏偏就在这个时候，一场惊天动地的大变故就来了。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以“兵谏”的形式扣押了蒋介石，远在上海的宋庆龄于是也就成了危机的政局中一个至为重要的力量。
陈晓楠：1936年12月12号“西安事变”发生的当晚，时为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庆龄姐夫的孔祥熙来见宋庆龄，请她在一件拟好了的谴责张学良犯上的声明上联署签字，宋庆龄当即断然拒绝，并且说张学良做得对，如果我处在他的地位，我也会这样做，只是我会做得更甚于此。其实宋庆龄和蒋介石的仇隙呢，还是从蒋介石违背孙中山先生愿望，分裂国民党，并清理共产党开始的。到了1936年“西安事变”前后，蒋介石当时奉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就更加让宋庆龄无法接受，政见的不和，甚至也导致了宋庆龄和宋美龄姐妹之间的不睦。
李云：所以她对自己的妹妹跟蒋介石结婚，她是非常不赞成，她说怎么跟蒋介石这个坏蛋结婚了，她都恨死了，恨死她的妹妹，她说我恨不得把她，处置她，她也那么样讲，这是她嘴巴里讲了。
解说：李云回忆说，1936年12月12号的深夜，她曾经接到中央发给宋庆龄的一份急电，当时她还不清楚中央为什么会在深夜加急打来这样一份电报，但是直觉告诉她出了大事情。
李云：就是当时12月12号晚上接到一份电报，中央的，上面说十万万火急，因为我想，我管电报算算时间不长，从来没有看到过那么样的电报，写上是十万万火急，那么我就很紧张了，就等着，赶紧等冯雪峰来，因为潘汉年这时候已经来了，他是1936年9月份来的。那么他们两个人来看电报，我等他们来看。他们，潘汉年比较早来，他怎么讲呢？因为他感觉到，好像南京方面来的消息，好像要发生什么事情了，他说那个，所以我要了解一下，看看中央的电报，一看中央的电报是这样的，原来是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扣留他，那么我们党的态度叫公审蒋介石，那么潘汉年同冯雪峰，加上我的丈夫徐强，三个人商量了，怎么办？感觉到这封电报，暂时慢慢地对外公布，看看下一步他们怎么样。
解说：据后人考证，其实在“西安事变”发生后的短时间内，不光是南京政府乱作了一团，就在延安，中共的高层也曾经为如何处置蒋介石有过一番争论，有人主张杀蒋以谢天下，有人主张公审罢免蒋介石。但是当时经过讨论，中共的态度是有条件地释放蒋介石。这个结论和12日晚发给上海组织的第一封电报明显不同。
李云：后来第二天电报来了，不是这样的，准备进行，给张学良和杨虎城做工作，希望有条件地释放蒋介石，但是不是姑息他。我们这边要向宋庆龄汇报，西安发生这个，所以潘汉年要我跟宋庆龄约好时间，他去。“双十二事变”第二天，他就到宋庆龄那里去，去把这个情况向宋庆龄汇报。
解说：在李云的安排下，潘汉年见到了宋庆龄，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确实无法想像该如何向她通报这样的消息。毕竟被羁押的人，是自己的同胞姐妹宋美龄的丈夫。
李云：宋一听见蒋介石扣留了，她非常高兴，她说张学良跟杨虎城两位将军，胆子很大，很勇敢，她说把这个人扣留起来，逼他，把内战变成抗战，她说我是非常高兴。不过，就是一点没有给她讲，就是没有对外讲，就是准备公审蒋介石，没有讲，没有向她讲，也没有向外面公布，因为要听一听中央的意见。
解说：此时的南京早已是惶惶不可终日，主战主和派争执不休，蒋介石的夫人宋庆龄的妹妹宋美龄更是执意要亲赴西安，主持营救丈夫。而在国际上，日本、苏联都对局势的走向格外关注。蒋介石的生死一时间成为中国，乃至整个东亚政局军情发展的分水岭。
李云：过了两天以后，中央有电报来了，主要准备做张学良跟杨虎城的工作，有条件地释放蒋介石，所以准备向宋庆龄汇报。宋庆龄这边也是感觉很焦急的。因为何应钦，国民党的军政部长何应钦准备派飞机去轰炸西安。另外，准备派兵去包围西安。所以宋庆龄感觉他这样一来，内战要起来了，日本帝国主义就不得了了，长驱直入中国，所以她就担心得不得了。
解说：宋庆龄对“西安事变”的态度转变，和中共有着非常相似的路线。先是欢喜，然后是担忧，担忧此一事件被日本利用，但是此中变化终究不足为外人道。在当时许多蒋介石的嫡系，都认为宋庆龄会在此时落井下石，加害于蒋。于是对她本人的人身威胁也就随之而来。
李云：她信箱里面，结果弄了一颗子弹，弄了一封恐吓信，他这样写的，他说你勾结张学良等扣留委员长，我们的子弹是不认人的。如果委员长有什么意外，子弹不认人。这样一封信有两颗子弹，拿来以后，我知道，宋庆龄给我看了，信是毛笔写的，我就跟宋讲，哎呀，她说我恐吓信多了，无所谓，让它去。
解说：“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内部以亲日派何应钦为首，陈立夫、陈果夫、戴季陶等极力主张武力解决。1936年12月1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做出“讨逆”决议，由何应钦任“讨逆总司令”，任命刘峙、顾祝同为东西两路集团军总司令，兵发潼关，并派飞机先行轰炸了渭南、富平、三原等地，何应钦还给在意大利养伤的汪精卫打电报，让其速归。
李云：她就准备了向我们党提出来，怎么样有条件地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冯雪峰、潘汉年接到中央后来电报来了，就是他们准备做张学良工作，做杨虎城工作，就是我刚才讲的，有条件地释放蒋介石，把这个何应钦的计划打碎。
解说：1936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就“西安事变”问题致电国民党中央，指出武力的讨伐是足以杜塞双方和解的余地，呼吁国民党立刻实行共产党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五条方针。同时指出，若能实行，不但民族国家得救，即蒋氏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中共解决事件的态度在第一时间，由驻上海的潘汉年通过李云，转达给了宋庆龄。
李云：后来等到我给她来约定潘汉年、冯雪峰要见她，她也很高兴接待，她知道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跟她心里想得不谋而合。但是她有一点跟冯雪峰、潘汉年讲了，她说你们跟蒋介石谈判，一定要注意，她说蒋介石这个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非常狡猾。所以跟他谈判就要注意了，这是宋给我们党提出来的。
解说：1936年12月24日，蒋介石同意了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六项协议”。次日下午，张学良执意护送蒋介石返还南京，周恩来等人苦谏不从。张学良到南方后，随即被看押审判，但“西安事变”却也由此和平解决。
李云：宋呢，这点她感觉到那时候宋子文不是担保，她就批评他们，对蒋介石太不了解了，太信任他了，所以她就是感觉到为张学良轻易地陪蒋介石去是不对的，她说他们太不了解蒋介石这个人，坏得不得了。
陈晓楠：“西安事变”之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政治上的稳定也使得宋庆龄能够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到反战和人道主义事业上去。1938年她在香港创建了“保卫中国同盟”，致力于战时的医疗救济还有儿童保健的工作。她通过各种方法和渠道，向海外华侨和国际社会来宣传抗战的真实情况，并且向爱国华侨和国际友人，募集了大量资金、药品、医疗器械和其他的物资，来支援抗战。
很多物资是通过她的精心安排，运往抗日根据地的，她团结和组织国际友人和国际医疗队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去考察和工作。斯诺·史沫特莱、白求恩、柯棣华、马海德等等记者和医生，都是经过她安排进入解放区的。宋庆龄组建并且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也成为了民间抗战的重要阵地之一。
李云：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在长江流域这一带占领了株洲，长驱直入，占领了很多地方，上海也是有日本帝国主义在那里包围，所以中央考虑宋庆龄的安全，所以打了电报到上海，要宋庆龄转移到香港。因为电报我收到的，他们要宋庆龄想办法离开上海，到香港去，主要为了她的安全，宋庆龄自己也有那样想法，她说我离开了上海，我到香港，等于我的战场离开上海转移到香港，所以她在香港就积极筹备组织了一个保卫中国同盟，向国外，捐款、捐物资、捐钱，她就在香港做。
解说：在香港工作的那一段生活，至今都是李云珍贵的回忆，那些日子里她和宋庆龄朝夕相处，对宋庆龄也更加了解了。她记得有一次宋庆龄急急地召她来，为的却只是一件私事。
李云：报上登的，说是蒋夫人探望国母孙夫人，我以为有什么重要事情，结果去，宋就给我讲，她说这是新闻记者瞎猜的，她说我在上海那么久，她从来没来看过我，我刚刚到香港，她会来看我，我也不欢迎，她说我们姐妹关系，不如我的好朋友，她看到了叫我孙夫人，我看到她，叫她孔夫人、蒋夫人，她说我们是这样称呼的。
解说：陪伴宋庆龄在香港做“统战”工作，李云接触到的各色人等真是三教九流，五花八门。但在交往中，宋庆龄却是一律平等相待，热情招呼，唯独有一次，在渡轮码头，明明遇见一个熟人，宋庆龄却故意视而不见。
李云：我们俩就坐轮渡，那个轮渡蛮有意思，它有一个长凳子，她坐在那里。她走到刚刚开了没有多久，宋庆龄站起来了。哎呀，我想她什么事情她站起来，我也赶紧站起来。她悄悄给我讲，她说你注意一下，这个座位的最后，前面最后一个胖胖的一个女的，穿着个藏青的西装，她说这就是陈璧君，汪精卫的妻子，她说我不愿意跟她打招呼，所以你注意一下好了。那么我就注意看看，原来她就是坐在这个轮渡的前面一排最后一个座位。我们俩只好看窗户外面外。
解说：在香港随同宋庆龄工作了一段时间后，1938年的4月，李云突然得到中央命令，调她回上海参加工作，于是在和宋庆龄依依惜别之后，她离开了香港，之后辗转又到了延安。
李云：结果没有想到，原来康生搞的鬼，他要审查我，说好像我跟宋庆龄不知道搞什么鬼一样，所以就去，去了以后，就马上把我隔离起来，中央搞整风运动，那个时候组织一个叫做抢救运动，大批人审查，周恩来同志到了延安，带了宋庆龄给我的东西，什么毛巾，雪花膏，手套，她送了好多东西，请周恩来同志带过来，周恩来同志带了东西来看我，怎么没有，他就把这些东西交给李克农，他说孙夫人送东西给李云的，康生一听到，糟糕了，孙夫人也知道我了，所以他马上就被解除隔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