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破

　　团伙多为北京人且有前科

　　“5·26”劫案发生后，多名受害旅客向我驻俄罗斯大使馆报案。使馆在6月3日，通过密函的形式，将此情况报告给中央。这起恶迹斑斑的列车劫案，进入中国官方视野，被列为当年的四大要案之一。

　　6月6日，公安部组织铁道部公安局、北京铁路公安局等部门开会，成立专案组，分成多组警力对该案进行侦破。

　　艾安军即参与了案件调查，如今其已是北京铁路公安局的一名处长，保留着大量中俄列车劫案的材料，当年的案件判决书，已微微泛黄。依据这些材料，艾安军回忆起当年侦破的细节。

　　据艾安军介绍，经过专案组的初步侦查，参与列车劫案的犯罪团伙中，以苗炳林、牛顿、朱兴金、赵金华（“二姐”）为首的四大抢劫团伙势力最强，这些人多数在国内有犯罪前科，大多是北京人。

　　起初这些劫匪上车抢劫时，都规定北京的倒爷、留学生，出国的官员及外国人不抢，他们把目标都锁定在蛇头及准备偷渡出国的浙江人身上。“当时偷渡的人身上都带着几万美金，而留学生基本没什么钱，不抢劫官员则是不想把事情闹大，而北京的倒爷很多都认识，会留些情面”，艾安军说。

　　但随着抢劫团伙的逐渐增加，仅仅抢劫偷渡客已经不能满足这些人的胃口，倒爷、官员也逐渐被列入抢劫对象。一般的情况，劫匪都会给被抢的倒爷们留下一些钱财用于购买返程车票，以及在当地住店。但列车开始被轮番抢劫后，倒爷们到达莫斯科时，基本已是身无分文。

　　“由于几个团伙都互相认识，他们从不会因抢劫目标在车上内斗。”艾安军说，比如其中一个团伙头子“二姐”（赵金华），各路劫匪都很认她，只要她在车厢里摆上一包经常抽的翡翠烟，别人就不会再来这节车厢抢劫了。

　　“5·26”劫案，是这些罪行的最顶端。

　　六人小组扮“倒爷”赴俄抓捕

　　专案组成立后，与俄罗斯警方进行了沟通，得知“二姐”及朱兴金团伙已被当地警方抓获。公安部便派出工作小组前往俄罗斯，一边帮忙审查引渡，一边伺机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

　　时任北京铁路公安处副处长的程亚力，也被派往俄罗斯。6月9日清晨，他带领5名队员登上了K3次列车。

　　由于不能暴露警察身份，六人小组无法携带任何警械，6个人只得准备了擀面杖、弹簧锁等用于防身。“我们伪装成倒爷，擀面杖说是用于包饺子，而弹簧锁则是锁行李。”程亚力说。

　　由于犯罪团伙基本都会安排人在售票窗口寻找目标，并且一路跟车，所以程亚力他们的身份很快就被识破，这趟列车也因此平安抵达俄罗斯。

　　恰巧抢劫主犯之一牛顿的情人珍珍也在这趟列车上，程亚力便有意与其结识。列车到了莫斯科，珍珍无意间透露牛顿让她勾引一个叫老于的商人，准备抢劫。程亚力说，当时行动小组刚到莫斯科，不熟悉情况，直接抓捕有风险，于是，他们决定利用当地黑帮帮忙。

　　曾干过多年刑侦的程亚力告诉记者，由于当年中俄两国的合作机制尚不完善，又受制于当地法律，俄罗斯警方虽知道中国警方的行动，但在一些情况下很难给予支援。

　　“当时我们认识的一个线人，他的亲戚在当地是黑帮，这个人有中国血统，特别憎恨中国人抢中国人。”于是，程亚力在线人的帮助下，与这个黑帮大哥结识。“我们花了12万卢布，请他吃了一顿饭，让他通过关系帮忙报信给莫斯科警方。”

　　最终，在牛顿进行一次抢劫时，莫斯科第73警察分局警察将其抓获。后来按照正常程序，将牛顿引渡。

    花盆当暗号擒获团伙头目

　　到当年8月，多数犯罪分子已被警方抓获，其中一个抢劫团伙的头目苗炳林仍逍遥法外。

　　其间，程亚力的六人小组，始终往来于北京、莫斯科两地，搜寻苗炳林等人的线索。

　　“他是公安部的一号通缉犯，也是最早一个抢劫团伙的头子，当时就听说他躲到了基辅。”程亚力说。

　　8月31日深夜，正在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内工作的程亚力，突然听到有人拍打自己房间的玻璃。打开窗子，原来是一名外号“老长江”的线人来报信，说苗炳林刚回到莫斯科，住在一间出租房内，并且可能只是拿莫斯科当一个暂时的落脚点，还要逃到别的国家。

　　见此情形，程亚力立即部署了抓捕方案。“我让他赶紧回去，安排苗炳林等三人喝点酒，拖到5点多再睡，我们7点展开抓捕。另外，我还让他在按计划行事后，在厨房窗台上放一盆花当暗号。”

　　凌晨6点，程亚力等人来到苗炳林的暂住地附近。“为了不让在小区里巡逻的俄罗斯警察起疑，误认为我们是小偷，我们全部躲在了距小区几百米外的树林中。”

　　7点整，通过暗号确认一切正常后，抓捕行动展开，睡得正香的苗炳林等三人被成功抓获。“当时他们三人枕头下面放的全是匕首、鲨鱼枪，要不是计划周密，我们赤手空拳肯定很难抓捕。”程亚力说。

　　几天后，程亚力等人将苗炳林安全地引渡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