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某地一位检察长介绍，近两年其所在检察院查办几个腐败窝案，让20多人获刑，而无一行贿者被定罪。“很多行贿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挖空心思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行为确实恶劣，但无奈的是，出于办案现实的考虑，对行贿者处理往往偏轻。”（《瞭望新闻周刊》10月30日）

　从逻辑关系来看，有受贿必有行贿，可在这组对偶犯罪中，受贿犯罪与行贿犯罪查处率，却显得悬殊。“国企第一贪”陈同海，单笔受贿金额高达1.6亿元，那个幕后创造了当今中国行贿金额之最的“行贿状元”，尚且能够逍遥法外，遑论一般小毛贼？

　行贿处理偏轻，是立法、执法、社会认识等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一方面，现行刑法规定对一般行贿罪定罪较轻，情节不严重的，判刑为5年以下，且行贿人只要在被追诉前有所交代，便可减轻处罚乃至免除处罚。行贿犯罪的构成要件也规定得比较笼统模糊，使得行贿犯罪处于定性难、处罚难、责任落实难的困境。同时，贿赂犯罪大多数是在“一对一”的情况下发生的，侦查人员为了侦破案件，顺利取得行贿人口供，也会对行贿人“网开一面”。此外，舆论普遍认为，行贿人是被动的甚至是被迫的，是“弱者”，应从法律和道德上给予“宽容”。

　事实上，受贿与行贿互为因果，正如那句知名广告语“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没有行贿者的糖衣炮弹，就没有受贿者的以权谋私。行贿受贿不能实行同罚，挫伤了法治正义的权威和公平，损害了社会风气和法律信仰。因受贿落马的原兰州市市长张玉舜，就曾在法庭上诘问道：“领导干部全部按受贿罪判刑了，可没有一个行贿的老板被判刑，难道行贿人的行为就不是犯罪吗？他们的行为就不用追究了吗？”更为重要的是，行贿者屡屡逍遥法外，大大助长了金钱公关的底气，增加了反腐倡廉的难度。江西、吉林等地，近年来工程建设领域腐败呈现蔓延态势，将行贿成本按一定比例纳入工程预算成为一些建筑企业的“明规则”，甚至发展到有行贿者与受贿者公然签订“受贿协议”。

　诚然，宽纵行贿的策略在短期内有助于惩治受贿者，却无法根治腐败顽疾，因为行贿者的行贿意愿并不会因受贿者的落马而降低。正如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齐善鸿教授所指出，“宽纵行贿助长行贿之风盛行，使受贿行贿案件处于恶性循环之中。行贿大行其道，方式方法不断变换花样，受贿行为必然水涨船高”。而致力于廉政研究的专家任建明，也用自己长期调查结论，推翻了行贿者“弱势论”。据介绍，行贿者普遍会获得10倍于投入的回报，也就是说，在权钱交易中，行贿者拿了收益的绝对“大头”。

　行贿与受贿，是一根青藤上结出的两个毒瓜，相辅相成，共同危害百姓。重受贿轻行贿，无异于“堵前门、开后门”，不断有腐败病毒趁虚而入，侵蚀国家和社会的健康肌体。当前亟待加大惩治行贿犯罪力度，严打行贿不法行为，堵上反腐败体系的大漏洞。在法律上加重对行贿者的处罚，加大经济制裁力度，完善行贿黑名单制度，从而增加行贿的风险和成本；积极探索技术侦查、群众举报等多种渠道，减少对行贿者口供的依赖，对行贿者作“污点证人”予以有限度的豁免，使其难以金蝉脱壳。（张遇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