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8日，中国社科院发布了2011年《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课题组调研了中国境内的国企、民企、外企百强，将其划分为5类：卓越者、领先者、追赶者、起步者和旁观者。结果显示，被选中调研的300家企业，按百分制考评，平均得分不到20分；仅有一家企业属于“卓越者”，“旁观者”则高达205家，占到近七成。（据《京华时报》）

　企业社会责任，按照课题组的定义，这一术语与公众稍显隔膜。但如下关键词会触动我们的神经：反商业贿赂、产品合格率、社保覆盖率、安全健康培训、环境责任、节能减排。

　都是“强”企业，在社会责任领域不够“卓越”“领先”也就罢了，至少“追赶”的姿态还能显示出诚意，再不济，“起步”也多少意味着逐渐改善的前景。“旁观”？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样彻底的局外人定位，断不可接受。

　这实际上是另一种冷漠。公众刚刚被“小悦悦事件”中18个路人的冷漠所刺痛。如果说，见死不救的个人行为，其冷漠让人痛心的话，单纯追求利润、无视社会责任的企业行为，其冷漠则让人疾首，或者说“痛脑”——它也许不如两岁幼童的死那样直接让人撕心裂肺，但一旦诉诸理性思考，企业的这种冷漠足以反映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成熟、不健康甚至不正常，其对整个社会的危害，严重而深广。

　一个成熟、健康、正常的社会，必定是一个责任社会。我们当然可以向往“理想国”，即追求一个纯然道德高尚的社会。但现实社会的组成有多个层面，各种要素在博弈，这就注定了我们只能寻求最大公约数。当然，这个公约数一定是多元的。多元中，至少可以确认一点：这个公约数应该包含“责任”这一要义。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也必须追求一个责权利明晰的责任社会。

　当个人面对“小悦悦事件”时，也许不应以立即现场施救作为道德苛求（注意，这绝不意味着要将对高尚行为的褒扬虚无化），但可以以立即报警或拨打救援电话作为公民责任要求。对于企业，也许不该过多奢谈道德，但可以以“企业公民”作为其责任要求。企业当然以商业利益考量为主旨，蛮横的道德指责不仅无益，且有害，有可能扭曲真正的市场原则。但以公民责任要求企业，不仅是合理的，且是必要的。

　根据刚刚发布的这份报告，显然，这样的企业现状与中国追求的负责任的大国定位是不匹配的。从国企和民企的角度看，中国须拥有更多负责任的大企业；从外企角度看，中国须治理监管环境，让跨国公司在中国境内真正负起责任来。

　由此还必须引出政府责任这一话题。针对公民个人，其私德政府可以引导，不宜直接监管。但针对企业，政府必须实施强有力的监管，包括法律体系的健全、法律对企业的制约效果即威慑力，等等。一个健康的、法治的市场经济，是国家发展的要务。

　谈责任，当然意味着一种现代文明和现代契约精神。但探寻中国传统，其中广有这方面的资源。如果说要为责任找一个更中国化的对应概念，那就是担当。作为君子的美德，个人要有担当。作为社会运行的基石，包括企业在内的社会组织，同样要有担当。

　一言以蔽之，我们这个社会亟须明确责任伦理。（徐百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