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左起:鲁迅、萧伯纳、蔡元培

　　今年是英国著名戏剧家萧伯纳(1856～1950)诞辰155周年。1933年2月，萧伯纳在环球旅行中到上海作短暂访问，时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主席、国际笔会中国分会会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与宋庆龄一起，接待安排萧伯纳的上海之行，为中外文化交流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萧伯纳是17世纪以来英国最重要的现实主义戏剧家，因其作品“表现了理想主义与博爱，其中促人深思的讽刺时常充满了富有诗意的新奇之美”，获得192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他是国际反帝大联盟的名誉主席，1925年的“五卅”运动时，曾与人联合发表宣言，支持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九·一八”事变后，国际反帝大联盟拟定到中国访问的世界文化名人名单中，萧伯纳就赫然在目。

　　1932年12月，蔡元培与宋庆龄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获悉萧伯纳即将来沪，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主席宋庆龄、副主席蔡元培等把接待萧伯纳作为重要的外事活动，希望借助这位世界瞩目的名人，进一步扩大民权保障同盟的影响，抨击日本侵略者和中国的法西斯统治。

　　1933年2月16日下午，77岁的萧伯纳乘坐英国“不列颠皇后号”由香港抵达上海吴淞口。同是国际反帝大联盟名誉主席的宋庆龄等上船迎接，双方在船上交谈甚久，约定第二天参加一些活动。2月17日清晨，宋庆龄又上船接萧伯纳，一起乘汽轮从杨树浦码头上岸前往宋庆龄寓所。

　　途中，萧伯纳绕道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专程造访蔡元培。蔡元培当时是中央研究院院长、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主席，也是国际笔会中国分会会长。国际笔会1921年在伦敦创立，是一个世界性的非政治、非政府作家组织，旨在促进世界各国作家间的友谊与合作，并积极保护作家免受政治压迫，萧伯纳是国际笔会的重要成员。1928年11月，在蔡元培、胡适等倡议下，国际笔会中国分会也在上海成立，蔡元培被推选为会长。

　　蔡元培的英语十分娴熟，寒暄之后，两位笔会成员就聊起创作。萧伯纳说，“前些年，有人说我老了，不必看我的作品了；现在，又觉得我老而益壮，要看我的作品了。”蔡元培笑着说，“中国有句古话，叫‘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先生的作品素来是美的，上海喜剧舞台老是演你和莎士比亚、易卜生的戏剧，你的小说《黑女求神记》正在《申报》连载呢？”

　　短暂会晤后，大家驱车来到宋庆龄寓所。巧的是，宋的寓所位于“莫里哀”路29号，而萧伯纳也被誉为“20世纪的莫里哀”。

　　中午，宋庆龄设家宴为萧伯纳洗尘，大家希望鲁迅能与萧伯纳见面，于是蔡元培匆匆写一短简，派自己的汽车去接鲁迅。参加午宴的还有杨杏佛、林语堂、斯沫特莱等民权保障同盟的核心会员。

　　萧伯纳1925年就开始推崇素食，所以午餐都是很简单的素菜，但气氛十分融洽。席间，坐在圆桌上座的萧伯纳一边像孩子一样天真地学习使用中国筷子，一边随性地闲聊中国家庭制度、中国茶、英国喜剧等，还幽默地谈他的素食理论:“动物是我的朋友，我不会吃我的朋友”，“有人问我为什么这样年轻，我说不是我看起来年轻，是我的相貌与年岁相仿，只是其他人看来比他们的实际年龄苍老罢了。吃尸体的人便是这样，还能冀望他们怎样呢？”

　　碰巧，蔡元培也曾奉行素食，两个素食主义者便更多了一些共同语言。蔡元培说，“我不吃肉，是出于感情考虑。现在我的感情在动物上，就不吃动物。等到哪天对植物有感情了，我就不吃植物了”，“其实蔬菜和水里也有许多小动物，但我又看不到，所以也就没有感情不感情的问题了”。

　餐后，大家一起陪萧伯纳在宋庆龄的宅院里散步，蔡元培派车到《上海晨报》馆，接他的学生毛松友给大家来拍照。前些天，上海的天一直灰蒙蒙、阴沉沉，那天下午居然出现了太阳。淡淡的阳光照在大师花白的虬须上，浅绿的眼睛里满是笑意。大家高兴地说，“萧先生，你福气真大，可以在多雨的上海见到太阳！”这时，萧伯纳机智地反驳说，“不！还是太阳有福气，可以在上海见到萧伯纳！”诙谐的对话引得大家一阵欢笑。

　　随后，这几位中外精英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萧伯纳还与宋庆龄，与蔡元培、鲁迅在花园草地上合影。后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午餐一完，照了三张照。并排一站，我就觉得自己的矮小了。”

　　下午2点30分左右，蔡元培主持了欢迎会。欢迎会由国际笔会中国分会出面，在法租界世界文化协会的一个别致小厅里举行，参加者主要是中国分会的成员，约四五十人。萧伯纳作了风趣的演讲。临别时，中国分会向萧伯纳赠送由梅兰芳提供的泥制京剧脸谱，这十几个脸谱装在一个玻璃框内，有红脸的关云长、白脸的曹操、长胡子的老生、包扎头的花旦，五颜六色，十分精致。萧伯纳爱不释手，并以赞叹的口吻借题发挥:“在京剧舞台上各种人物太好分辨了，老生、小生、花旦以及战士和恶魔，都能够从面貌上鉴别出来。可在生活中就不行喽！生活中人们的面目，虽大都相同，然而内心的善恶却相差太远了。”

　　欢迎会结束后，萧伯纳坐蔡元培的车子回到宋庆龄寓所，在花园草地上接受各路记者的集体采访。萧伯纳先是不肯多谈，但在记者的不断追问下终于打开话匣子。他对当时中国政局和抗日，对社会主义和苏联，对英国对华政策等，“振其雄辩，滔滔不绝，间杂以诙谐讽刺，警语透关”。有记者问其对中国前途的看法，萧伯纳说:“被压迫民族应当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中国也应当这样干。中国的民众应当自己组织起来，并且他们所要挑选的自己的统治者不是什么戏子或封建王公。”并放言“我相信社会主义，迟早必得普遍实现于世界各国”。接受采访后，萧伯纳又在蔡元培等陪同下参观“一·二八”淞沪抗战遗址，表现出对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极大同情。

　　当晚6时左右，蔡元培等送萧伯纳返回“不列颠皇后号”前往北平，继续其中国之行。萧伯纳的上海之行可谓是“惊鸿一瞥”，十分短暂，但由于宋庆龄、蔡元培等精心安排，他有了很好展露其观点的时机。萧伯纳这位“和平老人”对中国人民的同情支持和对反动派的嘲讽，是对中国人民的极大鼓舞，有力支持了宋庆龄、蔡元培领导的民权保障同盟的正义斗争。

　　萧伯纳离沪后，《论语》、《申报》等报刊有关他的报道和评论持续了很长时间，瞿秋白还编了《萧伯纳在上海》一书。1933年3月第12期的《论语》，几乎用整期篇幅刊登蔡元培、鲁迅等对萧伯纳访沪的感想。蔡元培在《萧伯纳颇有老当益壮的感想》中，说“萧伯纳年已七七，须发皓然，而言语爽利，举动轻便，毫无老态”，并高度赞扬其关心工人阶级和社会问题、同情被压迫者的创作立场，认为读者因为他“倔强犹昔，不觉又引起好奇之心，加以萧氏游俄以后，能言人所不敢言，尤足引起同情，故又转而欢迎他的作品了”。

　　萧伯纳的上海之行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后，他的剧作不断被翻译成中文并上演，如《华伦夫人的职业》、《芭芭拉少校》、《人与超人》、《圣女贞德》和《茶花女》等在当时影响很大，有力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单滨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