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张存款单，1194万元巨款，让山东齐河县财政局原局长任居孟每天都睡不好觉。奇怪的是，任某曾在周末一大早起来，和一帮老头老太太在超市门口排队，只为买每斤便宜一角钱的鸡蛋；甚至在被抓捕后，任还告诉家人从家里捎些鸭蛋来，说是监所里的鸭蛋比外面的要贵。

　　（11月7日《大众日报》）

　如果仅看任某的日常表现，谁也想不出他竟有176张存款单，“身价”达千万。这再一次证明了中国官场中表面清廉背后贪腐的多面官员还真不少，前不久湖北襄阳烟草局原局长腐败落马前，还一直是廉洁典范呢！？更远点，重庆一贪官为“装廉”，多年租房过日子。那么，针对类似台上大谈反腐台下大搞腐败的官员，我们除了感叹甚至佩服其演技高明外，还该拿什么戳穿腐败者的虚伪面具呢？说来说去，财产公示始终是反腐倡廉绕不开的重要一环。

　尽管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是民众之所期、形势之所趋，但“国情不同”让这一喊了20多年的制度，至今未有实质性突破。至于具体“国情”，中纪委副书记吴玉良于今年6月曾有明确提示：“对于财产申报制度，有两方面的条件是欠缺的：一是要建立起社会的诚信体系，二是信息统计体系。”而笔者认为任何体系都不会自动成熟，相反，中国眼下推行财产公示制度的时机应是相当适合的。一是有国外大量的成熟经验可供借鉴；二是国内既有部分地方试水，也有中央高层屡屡强调这一制度的重要性，例如今年“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就表示，“从长远看，我们还是应该实行政府领导人财产公开制度。”并且，权威调查显示，有八成以上的公众和七成的公职人员赞同官员财产公示。

　那么，中国实行财产公示制度的难点究竟在哪？仅仅是技术性的诚信建设体系和信息统计体系难建立吗？在我看来，最大掣肘恐怕仍在于财产公示是“治官”却需要靠官推行。要知道，让官员公示其财产，实质上是对官员的监督，但是这种监督却仍需要官员自己去立法、设定规则然后执行。在这一过程中，官员既是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规则监督的对象还是规则的执行者，让官员去领导制定法规再反过来监督自己，其阻力可想而知。

　此外，从国家执政者的角度考虑，财产公示若真要实施，要避免流于形式，那财产公示由谁来监督？如何监督？发现问题谁来处理？在当下地方行政长官一官独大，干涉公检法行为屡见不鲜的现实面前，财产公示即使推出也恐将流于形式。以现行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为例，北京市检察院一位副检察长就曾评价称：“现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只是一个形式，处级以上干部每半年填一次表，但之后都锁在柜子里，从不公开。”显然，如何避免官员财产公示流于形式，也是个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