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侃夫没有忘记作为一个通信战士的神圣职责。他担负起了彭杨军事政治学校第一、第二期特种兵训练班无线电专科的教学任务，主讲英语课，为红四方面军无线电工作的创建储备了人才。他还和蔡威一起从部队不断缴获的破旧发电机、收发报机中仔细挑选出可用的零件，为创建电台作准备。1931年12月，黄安战役结束，红四方面军全歼了国民党军赵冠英第六十九师，缴获了一部较完整的电台，并俘虏了2名报务员、1名机务员。1932年2月，红四方面军在商(城)潢（川）战役中又缴获了张钫部的一部电台。为保证电台安全、完整地转运到后方，宋侃夫骑马赶到前线指挥部去接收，得到了徐向前总指挥的热情接待。徐向前叮嘱宋侃夫仔细检查电台，看是否还缺什么，临行前又让人挑选了两匹好马，送给宋侃夫和蔡威。

　　1932年2月，红四方面军的第一部电台在河南省新集(今新县县城)南门外钟家饭的一间简陋小屋中诞生了。宋侃夫任电台负责人，兼管译电。他夜以继日地坚守在电台旁，一面抄收国民党中央社新闻，一面呼叫上海中共中央和周围邻近的革命根据地，很快就与中央革命根据地、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沟通了联络。他们发出的第一份电报，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报告红四方面军的部队建制情况。以后，陆续收到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发来的一些政策性文件，例如土地政策、工商业政策、对待地主富农政策、城市政策等等，这些文件对红四方面军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发挥了重大的指导作用。由于电台功率和天线高度等技术条件的限制，红四方面军与中共中央的联络一直未能沟通，只能通过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电台转发电报。

　　1932年3月22日至5月8日，红四方面军取得了苏家埠战役的重大胜利。这次战役缴获了4部电台和大批无线电器材。这推动红四方面军电台扩建成两个台，并与中共中央电台接上了信号。宋侃夫担任一台台长，随方面军总指挥部和军委会行动。面对人手不足、技术力量薄弱、青年学员不能独立工作等诸多困难，宋侃夫身兼数职，日夜守候在电台旁，一面随时保持与中共中央和各个革命根据地的联络，一面监听国民党电台广播，为方面军首长提供敌情情报。

　　1932年8月，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失利，被迫于10月越过平汉铁路向西实行战略转移。由于电台器材庞杂、沉重，行军作战格外艰难。宋侃夫带领电台全体同志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带着庞大沉重的电台设备翻越重重大山，跨过道道江河，千方百计保护电台不受损伤。西进途中，部队缺衣少食，甚至连食盐都没有，还要顶风冒雪行军作战，环境异常艰险。有好几次，由于找不到房子，宋侃夫只好把电台架在野外工作，国民党军的子弹“嗖、嗖”地从工作台面上掠过，宋侃夫镇定自若，从容操作。在他的领导下，红四方面军电台转战鄂、豫、皖、陕、川5省，行程数千里，始终保持了电信联络的畅通，并跟随总部抵川北通江。

　　红四方面军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建立了川陕根据地后，因为有了安全、稳定的环境，无线电通信工作发展很快。1933年春，红四方面军在涪阳坝新建了第三台，同时成立了电务处，统一管理全方面军无线电通信、机要工作和干部训练。宋侃夫任电务处处长兼第三台台长，统管报务、机要、译电和行政工作。随后，红四方面军又相继建立了第四、第五两个电台，并开办了两期无线电训练班，培训了一批无线电通信工作骨干。这是红四方面军电台发展的全盛时期。

　　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显神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