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扭转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困境，1961年1月毛泽东做了自我批评：解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调查做得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少了。他在随后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提议：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1961年要搞个实事求是年。根据他的意见，这年，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几乎所有政治局委员都下了基层，搞调查研究。

　　毛泽东搞的还是间接调查。他让田家英、陈伯达和胡乔木各带一个工作组，分别到浙江、广东和湖南农村，每组都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半个月后到广州会合向他汇报。这次调查的结果，就是毛泽东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六十条，对人民公社等农村存在的一些问题作了调整和规范。这个冷一冷头脑，纠正一些左倾错误的过程，延续到1962年1月底2月初，开了个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会议开得顺利，开得热烈，开得民主，大家反映：“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原本到1月28日结束的会开到了2月7日，七千人的春节都是在大会上过的。会议对1958年以来所犯错误的责任统一了认识：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其次是省市自治区各级党委，然后是省以下的各级党委，各有各的一笔账。

　　毛泽东再次做了个自我批评：少奇同志蹲过点，我没有，我是搞工作组，间接的。提倡调查研究多少年了，进城以来这几年，自己不做，也不提倡了。到了去年--1961年，才重新提倡。一个省委第一书记不下去蹲点；省委各书记不下去蹲点，怎么会叫地委一级、县委一级去蹲点，去做调查研究呢？我们应当到大队里去，到生产队里去，到工人里去，军队的同志到连队里去。我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做过保证的，我说，我一定得下去蹲点，但是到今天我还没有实行。

　　在毛泽东看来，大跃进有错误要纠正，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有一条根本原则不容动摇，那就是这些错误和其成绩相比，只是十个指头中一个至多两个三个指头的关系。1962年，中国曾经有一个改变大跃进错误方向的契机，然而，这个契机注定就像流星一般，仅仅在中国的天空一划而过。

　　我们再来议论毛泽东的第二个志愿。

　　毛泽东打算骑马实地考察黄河、长江两岸。这个志愿毛泽东由来已久。特别是对黄河，毛泽东怀有很深很深的感情。1936年2月毛泽东率红军东渡黄河出征山西。东征前夕，面对白雪皑皑的冰雪世界，毛泽东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词章《沁园春·雪》。其中，“大河上下，顿失滔滔”一句，说的就是黄河。

　　转战陕北期间，毛泽东又专门去看黄河。他若有所思地说：“自古道，黄河百害而无一利。这种说法是因为不能站在高处看黄河。站低了，只看见洪水，不见河流。”他无限深情地说：

　　没有黄河，就没有我们这个民族呵!不谈五千年，只论现在，没有黄河天险，恐怕我们在延安还呆不了那么久。抗日战争中，黄河替我们挡住了日本帝国主义，即使有害，只这一条，也该减轻罪过。将来全国解放了，我们还要利用黄河水浇地，发电，为人民造福!那时，对黄河的评价更要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