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当年开九大，我也带枪进会场的，我就防备有人害我！江青到南京军区来查票，追问为什么南京军区少了她的票，我说，你不要查了，就是我没投你的票！”

“实事求是”是一条有灵魂的红线

去年建军节前夕，我被邀请参观在东莞举办的百位将军书画展。站在一幅“实事求是”的长轴面前，我很久不能移动脚步。不是字写得特别出众，是落款“许世友”三个字让我吃惊，震动。因为我采访过许世友的许多下级，都说许世友很少写字，看完文件、批件，往往只用粗大的红铅笔龙飞凤舞地写上一个“许”字。

“铁大姐，意外吧？”南京芳草园书画院院长蔡志芳在我身后说，“许世友将军的夫人和如今已当将军的儿子看后也惊叹地对我说:‘他十年不写一幅字啊！你能找到他的字还真不容易！’”我真想好好拥抱一下蔡志芳院长，感谢她的真情与执著！一个从医院退休的普通职工，在物欲横流的时代，自掏路费，四处奔波，吃尽千辛万苦，搜集元帅、将军们的近200幅字画！身边说她太傻、太痴狂的人一大把。因为之前一位港商，愿出300万元港币收购她的将军字画，她竟把头摇成拨浪鼓，执著自己的志向:百名将军的字画，在全国各大城市公益展出100场后，将全部捐给国家。

我真心赞美她的痴狂。如果她卖了字画，不说大处，我与许世友的这幅字便无缘相遇。只一瞬间，许世友亲笔写下的“实事求是”四个字，像一条有灵魂的红线，把我多年前的亲身经历，及近年来采访的许世友的许多生动但略显零散的材料，完全串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这是过去的一年中，我苦苦思索而不得其解的一块心病啊！

顿时，心潮起伏，难忘的1974年，又引出了难忘的1966年和难忘的1967年。许多事情，仿佛只有成为历史，拉开一段距离后，才能知道真实的背景，也才能知道真实的意义所在。

“铁姑娘来了吗？！”

多少年来，不管谁提到许世友的名字，我耳边就立即响起那个粗犷有力的声音:“铁姑娘来了吗？！”我眼前就会走过来那位黝黑脸膛，一身军装，铁塔般的结实身材，脚踏一双布条编的草鞋，步履坚实，开口讲话，嘴里有一颗金牙在闪亮的人。

1974年夏天，广州军区常委会在广州军区小岛宾馆召开，从南京军区调到广州军区担任司令员的许世友大步走进会场，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铁姑娘来了吗？！”

我当时的身份是北京《解放军报》派往广州军区的一位26岁的女记者。

六年的兵没白当，我“腾”地起立，抬头挺胸，双脚并拢，大声回答:“到！”

“好，你坐下！”许世友向我挥挥手，一边落座，一边大声威严地说:“要记住，每次军区常委会研究批林批孔运动问题，一定要通知记者。封锁记者，就是封锁中央！”

会后我得知，也许是许世友的秘书向他介绍了《解放军报》来的女记者铁竹伟，是他的老部下，当时在浙江省委当第二书记的铁瑛的女儿，所以他才会径直叫了“铁姑娘”吧。说实话，当时坐下的我，脸红心跳，全身温暖。当然不是因为抓人眼球，也不是因为虚荣心得到满足，只是感动于许世友对记者、对我的那份信任！

“批林批孔”运动开始，我在解放军报社已经不被信任。我原来在情况小组工作，专门编写各军区记者向中央发来的情况。运动一开始，立刻被限时调离！后来是报社工厂排字师傅悄悄告诉我:有记者反映你在浙江当省委第二书记的父亲铁瑛看不起江青，故意不去参加江青亲自命名某连的活动。记者处领导可能是为了保护我的积极性或是为了别的什么，就派我从北京出差到广州军区，参加《解放军报》驻广州军区记者组的工作。主要任务不是下部队采访，而是参加广州军区党委常委“批林批孔”运动的会议，并写出情况简报。

会议并不是一帆风顺。起初是许世友反复提出一个问题:“一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为什么林彪要南逃广州？”当然，军区有一批领导被追问。谁知不久，中央来了通知暂停会议，特别指定广西壮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韦国清和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也来参加会议，仿佛是在纠偏。于是，原先被追问的一批军区领导反过来揭发，当然不会连许世友都批，只是每次发言都强调一句:许司令你刚调来，你不了解情况！

总之，我看得出来，对刚调到广州军区不久的许世友来说，面对的局面很复杂记得会议暂告一段落，我将回北京的前一天晚上，一位身材高大、膀大腰圆的军人找到宾馆我的房间，操一口地道的山东话:

“铁记者，我是许司令的警卫员，首长请你到他家里去一下！”

“好！”那时年轻的我，从基层部队调到《解放军报》还不到一年，思想非常单纯，既没有亲不亲线上分的“站队”概念，也没有打小报告拉关系的打算，只是觉得多一次看望长辈的机会，就爽快地答应了，放下手中的报纸，戴上军帽，立即出门。

路并不远，走过一座不长的小桥，大院深处套着的一个小院，就是许世友的家。

“许伯伯，您好！”我进门立即行军礼。

“好！坐！”许世友伸手一握，指指沙发，自己一边坐，一边急切地问:“铁姑娘，你爸爸好吧？他最近在干什么？”

这个问题白天也有人问过一次。

记得中午军区宴请韦国清、赵紫阳两位领导吃饭，也请《解放军报》记者参加，许世友招手把我叫到主桌坐，亲自对赵紫阳介绍:这个军报记者铁姑娘，是浙省委第二书记铁瑛的女儿，铁瑛也是河南人，你老乡嘛！

赵紫阳与我握握手，微笑着问:哦，小老乡，你爸爸好吗？

那种场合，我只能点点头，勉强地说:好。

此时，只面对许世友，我禁不住脱口而出:“还能干什么，在大小会上挨批斗呗！他右胳膊都被造反派拉伤了，至今抬不起来。”

“斗他干什么？铁瑛是个好同志嘛！”许世友的声音一下提高了。

“说他是许世友的人，是林彪线上的人！要用15吨大吊车吊他下贼船！”

“胡说八道！”许世友用力拍打了一下沙发扶手，“我是谁的人？我是毛主席的人！你对你爸爸说，我把他调到我这来！”

一直在报社看别人怀疑目光的我，听许世友坚定不移的信任口吻，真觉得心在快乐地飞翔！当时26岁的我，还太年轻，一点不了解上层斗争的复杂性，真希望爸爸能被调来，能在一个信任自己的领导手下工作，就不会再被大会批斗，无故受冤枉。如果能这样，那是多么幸福的事！

那时，我在宾馆还能用军线和爸爸通电话，当晚我就告诉他许世友夸奖他是好同志，并说了要把他调到广州军区来的话。

然而，爸爸的话却让我有些意外，他脱口而出:“千万不要调！”接着很明显地岔开话题，讲天气、问身体，只字不提运动的事。

后来见面，我问爸爸，为什么不想到许世友的领导下工作？爸爸严厉地说:你是个部队记者，怎么一点不警惕？“批林批孔”运动时，多么复杂的政治局势，就是军线电话，也很可能被人窃听，又会造出许多谣言，给许司令带来更多麻烦！

那天，我们刚坐定，警卫员就端茶送水果上来。望着警卫员消失在门口的高大身影，我忍不住问道:

“许伯伯，现在首长的警卫员都是挑面容清秀、身材灵巧的学生兵小战士，你的警卫员却相反，可以称五大三粗吧！”

“也给我小个的，我不要！我点名要五大三粗型！”许世友喝口茶水，声音洪亮地说，“警卫员是干什么的？不是花瓶！一旦打起仗来，万一我负伤，他要能背起我跑！”

我立即明白，虽说新中国成立已经25年了，无论是在南京军区时的许世友还是调到广州军区的许世友，一天也没有忘记自己武将的职责，一天也没有忘记随时准备保卫祖国上战场打仗！

提到刚刚结束的会议，我坦述自己对中央通知不理解。许世友立即说:“接到通知，我马上给周总理打了个电话！”

“给周总理？”我很吃惊，因为周总理对我而言，只是遥远地望过。

“是啊，中央我只相信两个人，一个毛主席，一个周总理！我问总理，你知不知道通知这件事？总理说:‘我知道，你就照着通知办吧。’那我就执行！不过，我明天就去北京，找周总理报告情况！”

当时我还不知道许世友1967年曾上大别山一呆半年多的事，多年后经过大量采访才了解了他当年的险恶处境，也才明白为什么他会说:“中央我只相信两个人，一个毛主席，一个周总理！”也才真正明白他为什么每次会议都会问:铁姑娘来了没有？封锁记者就是封锁中央！

“许伯伯，我是您女儿桑元的同班同学，我们在卫岗上小学，是您讲了话，我们才吃饱的！后来爸爸调到舟嵊要塞区，也是您讲了话，我们家才不喝稀饭的呢！”

我说这话时感情很真挚。现在的人已经无法理解“肚子是橡皮货，越撑越快活”这种感觉！在物资极度匮乏，许多人饿肚子甚至于饿死的年代，真的，每顿能吃饱，是最大的幸福！

1960年的困难时期，我还在南京卫岗小学读六年级。当时，我们住校其实伙食还算不错，每次早晚餐，一人两个馒头，稀饭管够。可能正长身体，一宣布规定，同学们便觉得吃不饱！许世友去学校看了，大手一挥，说:再苦也不能饿着孩子！粮食不够，司政后干部捐！于是，馒头不再限量。食堂里，孩子们拍手跳着欢呼:“乌啦！”

其实还是个心理问题，真正放开吃，多数孩子两个馒头已经足够饱了，并不需要机关捐助。

也是困难时期，许世友到海岛部队视察，走了几个岛，看了几个连队，立即找来要塞区后勤部长，沉着脸说:我看了几个连队，一天两顿在喝稀饭！一泡尿就饿了，还怎么训练备战？我还听说你们铁政委家也喝稀饭，你这个老后勤怎么当的？从今天开始，让每个连队都吃干饭、馒头！让铁政委家也能吃上干的！你不用为难，不够的部分，我给你报！

这道“死命令”一下，连队战士和我们家都吃上馒头米饭了。可能还是心理作用，后来，也并没需要军区后勤补发粮食。

“你妈妈好吗？爷爷还种菜吗？”

许世友还记得我妈妈是南京军区学习雷锋的积极分子，还记得我爷爷闲不住。当年我爷爷扛着锄头上司令部附近的山腰开荒，把金灿灿的南瓜，绿油油的黄瓜，红红的西红柿及辣椒种到了作战室附近。以“特殊化”为由，干部们还给我爸爸提了意见。

“我83岁的爷爷1968年去世了，真庆幸他没活到今天，如果他看见万人大会批我爸爸，如果他看到自己为打日本鬼子流过血的小儿子挨斗，他一定会犯心绞痛给气坏的！许伯伯，您恐怕从没时间陪老人吧？”

许世友点点头，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我活着为国家尽忠，等我死了，我要土葬到河南老家父母的坟旁，陪着他们，尽儿子的孝心！”

“现在不都是火葬吗？我爷爷就是害怕火葬，才坚持回河南老家！”

“我的想法早已报告过毛主席，他也批准了！”

我心头一热:谁说战将心头只有枪和剑？！

我看许世友一个人，那么大的房子，心想他一人来到广州，平时的生活一定很单调，于是只想充当女儿的角色，让许伯伯放松一下，便瞎聊起家常来。我发现许世友脚穿的布编凉鞋很好，他便兴致勃勃地讲起穿着如何方便，编制也不困难，还说以后有机会教我怎么编。

总之，一老一少，无拘无束，像父女，又像忘年交，谈得很轻松，很愉快，那一刻仿佛“批林批孔”的烦恼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回去的路上，我快乐的心情藏不住，嘴里哼唱着“我家的表叔数不清”的京剧唱段，脚步轻快地走过小桥，穿过挂满串串桂圆的小树林，一脸笑容地返回宾馆。因为刚才分明是探了一次家，感受到父辈的坚定和给予我的信任、关怀和温暖。

“铁姑娘好吗？”

1974年以后，为解决浙江问题，爸爸常被叫到北京开会，只要到北京，一般都住在京西宾馆。我从解放军报社去看爸爸，爸爸告诉我，每次遇到许司令，他总要问:“铁姑娘好吗？”1975年底的一次，爸爸告诉我，许司令也住在这，上午遇到时，他又问铁姑娘好吗，你去看看他吧。我说好。

也真巧，才走到电梯门口，正好遇上许世友。转眼又是一年多没见许世友了，他身体仍然像铁塔一样结实，脚上穿着一双蓝白布编的布草鞋，看到我很高兴:“铁姑娘，到我屋去坐坐！”许世友半躺在靠椅上与我聊天。

“许伯伯，听说您到过少林寺，真的吗？”

“我家里穷，八岁就到少林寺干活，练武的！”

“怎么又出来了？”

“在少林寺呆了七八年，一次回家，恶霸的儿子仗势欺人，打死了我的表哥，我一火，三拳两脚就把他打死了。师父说我杀气太重，寺庙里不能再留我了。不过，要出山门，走是走不出去的，只能凭武功打出去，打不出去就留下命来。不是吹的，我就是用一根木棍，打出了三道山门！”我点点头，忍不住笑了:“我确实亲眼看到您的内功了得！”

刚才，我跟在许世友身后走进电梯时，里面已经站着一个军装笔挺的高个中年人，一张我不认识的脸，见到许世友上电梯，红光满面的脸上浮现出一抹不经意的坏笑，伸手随意地拍了拍许世友的肩膀，说话的语气明显带着不恭敬:“噢，许大司令嘛！”我站在电梯的侧面，瞧那人架势，直觉这人是北京总部得势的干部，或者是有什么背景的宠儿！

许世友虎着脸，一伸手抓住他的另一只手，没说一句话，电梯上升至五层，我看着那人的脸，陡然由红变成了惨白，到了住的楼层，许世友一松手，头也不回，迈着大步走出电梯。我紧跟着走出电梯，猛回头，只见将要关闭的电梯中，那人一脸痛苦的表情，正在拼命甩手！我忍不住想笑，心想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竟敢在功夫太岁头上动土！

聊天，当然又提起了去年广州军区召开的常委会，我又滔滔不绝地讲出真心话:当时真为许伯伯捏把汗，您刚到广州军区，情况又如此复杂，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都要拉您，打您的旗……“铁姑娘，用不着担心，我是老运动员了！”许世友说这句话时，“老”字讲得特别重。

“老运动员？”我傻乎乎地反问了一句。

许世友仰面看着天花板，仿佛陷入了往事的回忆，语气缓慢地说:“红军时期抓AB团那会儿，我当团长，和我搭班子的五任政委，白天还跟我一块打仗，晚上就被拉出去枪毙了，我一直没事。”

“为什么？”我吃惊地问。

“政委都是知识分子，他们爱提个意见，爱问个为什么，我是团长，我就抓住两条，第一不说话，第二，打仗不怕死，剃光头往前冲！”

“和你一块的战友、战士牺牲无数了吧？”当时对红军时代真实历史了解很少的我，只能感慨到这一点。

“是啊！一将成名万骨枯，这是战争的真实，可不是文化人在家编出的形容词！我前半辈子指挥打了那么多次仗，哪次战前不准备牺牲？就说济南战役，是我们解放军第一次攻大城市，在战斗打响前，我已经准备牺牲五个团兵力！”许世友讲到这儿，下意识地用手拍拍腰间，“打仗时我是枪不离身。枪法不是吹，瞄哪儿能打哪儿！和平了，解放了，我是怕枪法退步，一旦战争发生，我这个当司令的应付不过来，就靠打猎练枪法！所以，什么运动，谁提意见我也不听！一直到现在，我随身都带着枪！”

“真的？不是规定谁也不能带枪到中央会议上吗？”我吃惊地瞪大了眼睛。

“我的枪一直放在枕头底下！你知道吗？我到人民大会堂，我的车后备箱里还放着轻型机关枪呢！”

“怎么可能？！门岗不检查？”

“谁敢检查我的车？！”

“当年开九大，我也带枪进会场的，我就防备有人害我！江青到南京军区来查票，气急败坏地追问为什么南京军区少了她的票，我大声说，你不要查了，就是我没投你的票！因为我不了解你！”

那天我们聊得很开心，足足一个多小时，没有录音，也没做记录，许多内容已经随着30多年的岁月流逝而淡忘了。然而，许世友维护尊严的凛然正气，高度警惕枪不离身的战将习惯，坦荡磊落掷地有声的话语，对国家长辈忠孝的安排，一直都铭记在我的心里，清楚地回响在我耳边。

后来，我采访南京军区后勤部一直负责许世友保健的耿希晨部长，他也说，许世友与他聊天时曾亲口对他说过:“我进人民大会堂带着手枪。门口警卫说:‘首长，不能带枪！’我一边往里走一边问:‘谁规定的啊？’他说:‘中央规定的。’我没停步反问道:‘我就是政治局委员，我怎么不知道啊？’不等他再说什么，我人已经大步走进门了！”毛泽东的卫士也证实，1976年在人民大会堂给毛泽东守灵时，许世友也是带着枪的。

“铁瑛，你的枪是吃素的？！”

至于，造反派为什么说铁瑛是许世友的人，而许世友为什么说铁瑛是好同志，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我在今年春节前又采访了92岁高龄的爸爸铁瑛。

爸爸感慨地说:我1953年从上海公安总队调到南京军区当军法处处长，后来任军事法院院长。许司令1955年调到南京军区，因为那时军事法院直属军区管，我经常参加军区常委会，常与许司令见面。1960年我被调到海岛舟嵊要塞区任第二政委，后又担任政委。许司令每年至少去海岛部队视察一至两次，我到南京开会也都会见到他。他到海岛，我也从来没有陪他打猎。都是要塞区司令员陪。除了工作，我们没个人交往:我总想领导工作忙，不要打扰。后来调到省里，对中央领导人我也是这个态度。

许司令这个人，虽说是名武将，但也很平易，很谦虚。

记得那年大比武，叶剑英元帅和罗瑞卿总参谋长表扬南京军区的郭兴福教学法。在师以上干部会议上，许司令说:我们有郭兴福教学法，我们乌七八糟的事情也很多！郭兴福不兴，好八连不好，南京军区还有好多缺点！他是武官，但他认为是真理，就实事求是地坚持，我从来没觉得他很不讲理过。

记得有一年过“八一节”，许司令带着前线歌舞团来海岛慰问，演出过程中，一位性格开朗、平时爱开玩笑的师政委到后台看演员化妆去了。许司令话说得挺重:你这个政委，看戏看不到你，你到后台干啥去了，你是个老油条！

这位师政委对“老油条”的批评很想不通，经常挂在嘴上。

有一次，我和那位师政委一起到南京开会，我个别告诉许司令:“你批评他老油条，他一直想不通！”

“好，你把他领来，我跟他说一说！”许司令快人快语。

我把这位师政委带到了许司令家。饭桌上，一边吃着炊事员拿他猎物做成的香喷喷的“油炸麻雀”，许司令一边说:“批评你老油条有什么了不起，我这个老油条比你老得多！”师政委释怀地笑了，心中的疙瘩顿时烟消云散。

1966年“文革”开始，部队开始受到冲击。1967年初，许司令曾多次给我打电话说:一定要顶住！在他还没到大别山之前，他曾秘密地把我叫到无锡，在二十七军招待所，让我汇报要塞区部队的情况。

面对老首长，我先说出自己藏在心底跟部下、家人都不能说的不解和困惑:

许司令，我怎么也想不通，我们是共产党员，怎么现在的形势却越来越像封建历朝历代，皇帝打下天下，坐稳了江山，就要杀功臣的模样呢？

许司令紧绷着脸，鼓起嘴，长吹了一口气，算是回答。

我详细如实地汇报了海岛地委党政干部纷纷被打倒，被戴高帽子，游街挨批斗的情况。部队文工团、卫校，日夜围攻要塞区我们几个主要领导，不让睡觉，要求我们解答问题。最严重的是，造反派长期包围司令部值班室，整夜整夜超音喇叭叫喊打倒这个打倒那个！我们在坑道战备值班，各守备区电话汇报情况，本来线路就不好，现在更要捂上一只耳朵，才能勉强听到一点飘忽不定的声音……

“砰！”许司令突然怒目圆睁，拍案而起，炸雷般的声音喝道:

“司令部怎么能冲击？他攻击，你就开枪！铁瑛，你的枪是吃素的？！先打死他几个再说，打死一两个，把事情闹大了，周总理就会来处理了！问题就解决了！”我坚定地回答:“许司令，我明白！”

解放战争时期，我在许司令指挥下打过仗，新中国成立后也在他领导下工作10多年，我了解他是位性情中人，他的指示往往要领会内含，只能意会，不可照本宣科。于是，回到部队，许司令的这些话我根本没向党委传达，更没向下传达，如果真的向下传达，层层开枪还得了？我心里很清楚，造反派中多数是群众，坏人是极少数，我们人民军队怎么能向群众开枪呢？要真向群众开枪了，上面查下来，还不撤我的职？后来某省确实发生过开枪的事件，结果非常被动。

记得是1972年3月29日，我正在外岛花鸟岛上检查部队战备，突然接到中央的电报，限我和东海舰队司令员马龙3月31日务必赶到北京。当时海上风大浪高，南京军区专门派军舰连夜把我俩接到沈家门，我只回家拿了点东西就走，天已经大亮了，9点钟飞机从宁波起飞，因为北京天气不好，只能降落南京。许司令给我们介绍了情况:林彪事件后，为解决浙江问题，政治局扩大会议已经开了一周了，没有什么进展。许司令说:你们两个去，有什么就讲，不用怕！要不行就找总理去。不用理那些‘戴眼镜，夹皮包，打起仗来一团糟’的人。我和马龙一对眼神，会意地笑了，许司令指的是张春桥、王洪文。

我们3月31日晚终于赶到北京，那是我第一次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得我一口气讲了40分钟，马龙也讲了一二十分钟。揭发了林彪及其追随者分裂军队、分裂党的一条又一条具体罪状。等我们发完言，已经是夜里12点了。周总理宣布:“好，明天开小会。”我们起身要离开时，站在门口的周总理伸出两只手紧紧握住我的手，用力摇晃了一下，大声地称赞道:“铁瑛同志，你真痛快！”接着又握着马龙的手说:“你也痛快！”

几天后，周总理就在会议上宣布了中央决定，调我去浙江省委当第二书记。周总理与我握手时，我不无担心地说:总理，参加革命后，我一直在部队工作，只在抗战时期兼过一段县委书记，我对地方工作不太熟悉。总理却说:没有办法，在干中学吧！许司令却个别跟我说:谭启龙是个老红军，老同志，你要好好向他学习，搞好团结。

后来，为了解决浙江问题，许司令也到杭州讲过话，鼓励各派团结起来抓革命，促生产。这便是“批林批孔”中，说我是林彪线上的人，是许世友的红人的证据。

真的，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我最后一次见许司令，是在他去世的前十几天。记得那次从来不会给领导送礼的我，特意自己掏钱，从杭州饭店定做了一盒稀罕的精美点心，那天，我和张明一起走进了南京军区总院许司令的病房。脸色发黑发黄的他，看我们进来走到床边，只轻轻说了两个字:坐吧！我问:好一些吧？一向说实话的他，没有接茬。许司令夫人田普迎过来说:铁瑛同志，带什么东西，他也不能吃，他病也比较重，也不大能说话。然后把我们让到旁边，轻声介绍了病情。

临走前，我说:许司令，您休息吧，好好养病吧！

许司令睁开眼看看我，就算告别了。

不曾想到，这一别，竟成永别！

爸爸最后还感慨了一句:许司令要少喝点酒该多好！

而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铁姑娘”的我，正在为写陈毅的传记奔忙在全国各地采访，等我知道许世友逝世的消息，他已经安睡在远方他老家父母的身边了。我仿佛能看到他为父母如愿尽一份孝心后的安详微笑是那么甜。而他老人家对我爸爸的信任和感情，他与“铁姑娘”的两次长谈，全部珍藏在我的心灵最深处，永葆清新！（新华网/铁竹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