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8月3日下午3点30分左右，一条微博称，“湘军五百”等5名男子从北京出发，于昨天到达黑龙江方正县，将“日本开拓团民亡者名录”碑砸毁。

据媒体报道，哈尔滨方正县投资约70万元，给日本“满洲开拓团”逝者立碑，一时间引起争议。方正县否认招商引资说，相关负责人也表示，立碑和所属国家无关，历史应该被纪念。那么，开拓团究竟是什么？它又能否被纪念？

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新华军事曾走访200位亲历抗战者，采访实录结集成《我的见证》一书，其中对日本军国主义在我国东北地区的移民侵略亦有回顾。在此，我们将这段采访重新录出，以当事人、亲历者的眼光，重现历史，揭露当年“开拓团”的真相。

那段移民侵略史

半个多世纪前，日本向中国派来的，不光是血腥的侵略军。为了真正占领并成为中国的主人，它采取了一切可能想到的强暴、残忍、卑劣的手段。移民，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措施。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陆军省、拓务省以及关东军不断制订移民东北的计划，掀起了向中国东北进行移民侵略的高潮。

1933年2月，492名日本退役军人进入吉林省桦川县永丰镇，他们组建的第一个定居点叫“弥荣村”，“弥荣”一词意思是“繁荣昌盛”。99户、400多名中国农民全部被逐出他们世代耕种的土地，流离失所，有的人被强行迁入根本不适合人类居住的“集团部落”，不少人冻饿而死。

1937年7月，日本制订了“二十年百万户移民计划”，并把移民定为日本的国策。当时日本拓务省曾指出：“现在满洲国的人口约有三千万人，二十年后将近五千万人，那时将占一成的五百万日本人移入满洲，成为民族协和的核心，则我对满洲的目的，自然就达到了。”

到1945年初，日本向中国派遣的开拓团总数达到了860多个，33万多人，它们密布东北各地。多达500万中国农民因侵略者的掠夺而失去土地，在流离中或在日本组建的12000多个“集团部落”中忍饥受寒。

这些无偿强占或以极低廉的价格强迫收购了中国人土地的日本人，由于人均占有的土地太多(20町步，近乎20垧)，绝大多数都无力耕作，大部分都租给中国农民耕种，成了地主。而一些日本人对邻近的中国人肆意地强奸、殴打、偷抢，其罪行与真正的侵略军一样令人发指。

“被移民”的亲历者说

好地被日本人占了，很多人家穷得死绝了

采访时间：2005年4月11日

采访地点：黑龙江省方正县珠河乡

见证人：陶青山男，69岁，日本移民东北时，家里耕地被占，被迁移至此。

日本人占了我们的好地，把我们圈起来，叫做“部落”

我家是从伊汉通乡迁来的。那年我4岁。我们这儿一共是八个部落，我们家在二部落。

具体情况记不清了，只记得日本人占了我们的地，我们全家五口，父母，两个姐姐和我与老梁家一起，用一老牛车拉来了这里。

当时这儿和现在不一样，都是山和草甸子，也没有水吃，喝的是水泡子里的水，浅红里带点锈色。

原来日本人说是每户都给房子，给牛给马，结果来了之后，也没房子，我们就两家人盖了一个地窨子——就是在地下挖个坑，上面盖上树枝和草。

来了后，很多人都不想住下来，但日本人在部落周围搭起了大墙、炮楼，两道门，进出都有人管，天黑后还有人敲梆子，管得很严。

我们村又叫“挑灶沟”——很多人家那年冬天都死得绝户了

有一年，我6岁那年，闹瘟病——后来我才知道是克山病，吐黄水，传染得厉害，村里人死老牛鼻子(意思是非常多)了。我父亲和大姐就死在了这次瘟疫中。

那时家家都不串门，得了病，就躺在家里等死。死了再抬出去。

据说，邻部落的一个叫张福森的曾给老黄家送来2斤小米——那可是金贵的礼物呢。走到黄家门口，张福森看到，两个孩子直挺挺躺在院里。心里想，黄大哥也太懒，孩子死了咋不埋？进屋见两口子蜡似的躺在炕上，用手推，还活着，快没气了。张福森也没办法，2斤小米放在灶头，把炕点着悄悄走了。大年初一，乘门岗警察回家过年，他又摸进来。黄家两口子早就断气了，门外孩子的尸体已经被狗啃得七零八碎。再看那2斤小米，依旧撂在冰冷的灶头。

死人都扔在东边的烂尸岗子。一般都没人埋，都怕传染，找人给抬出去都难，谁还敢给埋？村外野狼多，吃得眼睛都红了，见了活人也想拦。

那次闹瘟疫，一个冬天，200人一连气死掉108，有10户“挑灶”。所以我们这地方，当年有个名字叫挑灶沟，这是我们当地的土话，意思是满门死绝。

因为偷吃黄豆，我被碾子轧坏了手指头

部落的生活，到今天我都不愿意回忆，太苦了，太惨了，每想一次，都难受几天。

苦到什么地步？全家五口人一个麻花被，白天穿，晚上盖。当然不顶暖，那时冬天冷得要命，就烤着火睡。白天，往身上一披，就是衣服，全家就这一件，谁出去干活谁穿——那时，活得那么难，谁还顾得上羞耻啊！

还有的人家实在没办法，出门就在屁股上盖个簸箕。

我是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以后，13岁时才穿上衣服的。在部落时，一直都是光腚。我父亲死的那年冬天，母亲生了个弟弟。只活了一宿就死了，是冻死的。

最难受的是饿。地里产不出东西，母亲就到山上拔点野菜给我们吃。有一次，母亲不知从哪得了一把黄豆，不舍得一顿吃掉，想把它轧成大酱，蘸着吃，可以吃得久一些。她轧碾子时，我馋得受不了，就在后面伸指头蘸着吃，没想到牛一退，就碾着了我的手指头。碾掉了一截，母亲急得直哭。

地要自己开，因为是生地，地里一般草比粮高，所以收成很薄。没办法，只好出去偷。

有点胆量的村里人常常天一黑就出去，到邻近去偷东西，就是偷地里的东西，早上回来，就带些土豆、茄子、豆角等吃的回来。

那会儿我们部落的人偷东西有名，被偷的人家知道了也不敢拦。都饿得像狼一样，看着都害怕，谁还敢拦！

我是在新中国成立后20岁结的婚，现在有6个孩子，只有一个在村里生活。我今年69岁了，现在还在种地。虽然生活一般，但自己觉得挺好。

部落的那些旧事，现在村里的年轻人都不知道了。我也不想说，但是，那都是日本人做的坏事，应该记下来——他们造了多大的孽啊！

中国人不能吃大米，被发现就是“经济犯”

采访时间：2005年4月11日

采访地点：黑龙江省方正县吉利村

见证人：刘安发男，81岁，日本开拓团历史的亲历者，曾为日本移民做工。1947年参加解放军，后参加了解放战争和广西剿匪。1953年因病复员回家。

我们这个屯是老屯，日本人来前，“满洲国”政府叫我们把地照都交了。先是说收了重分，后来说是一垧地给100块钱，实际上，能闹10块8块钱就不错了。

康德8年(1940年)，日本人就来了。在吉兴南屯盖起了红部，就是他们开拓团的团部，他们叫“红部”，我们就跟着叫红部。

那是个用红砖打了地基的草房，周围拉着刺槐。开拓团的团长就在那，他有只狼狗，平时出来，就给他叼着公文包。

他们占了我们的地，连山林都分了，不让我们上山伐木头，谁敢伐木头，道口被截着，要挨打的。

被收了地的中国人家，多半被迁走了，迁到专门的部落里去了。我们这两个屯没迁，留下给日本人为户——日本人不会种旱田。他们种燕麦、大麦，用来喂马。

他们种的地是我们弄好的地，有垄，他们就顺着垄撒籽，然后耙平，就等它自己长大，之后再雇人割这些日本人，每天早上都训练，扛着木头枪，戴个鬼脸，嗷嗷地叫，练刺杀。

我父亲在我两岁时就被胡子抓走了，当时我们家就我母亲、哥和我三人。没了地后，我和我哥就在附近扛活。后来，村长刘坤说我，别都在外面扛活，一年连三亩地的庄稼都挣不回来，还是留一个在家种地。

康德9年，我开始种地。当时，有能耐的人，和开拓团的日本人搞关系，弄点好地种。刘坤帮我找了一个日本人，好像叫果基，是五班的，租了他30亩好地，一年下来，苞米、黄豆能收七八担，交了之后还能落个吃的，比出去扛活好。

康德10年，我哥也在家种地了。

那会儿我年轻，有力气，啥活儿都干。

日子当然还是苦了。吃的苞米茬子、高粱米和小米子——我们不能吃大米白面，被日本人发现就是“经济犯”。所以，逢年过节，家里弄点吃的，都在黑夜偷着吃。

开拓团来的时候，我18岁。没文化，也不懂事。他们占了我们的地，我们就给他们为户，要种地还要托人搞关系，当时我还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一下就变成下等人了？

我还算是幸运的。日本人搞归屯并户，原来人住得散，沟里沟外，两三间草房子，因为山里有抗联，日本人就归屯并户，迁到了部落里——我去过四部落和五部落，那儿没有井，吃沟里的水，也没药，那个地方叫挑灶沟，因为人差点都死绝了。

那年头要饭的多，每天都有。他们不敢到开拓团要饭，只能找我们——谁也不敢去开拓团要饭，连牲畜都不敢上日本人的地里去。

快光复那年，除了残疾，开拓团里的男人全都去当兵了。

我哥也被征去勤劳奉仕，上佳木斯给日本人修道基。我也给日本人修过飞机场，干了一年，吃不饱，住席棚，下着雪，光脚还要我们干。不少人都累死了。

日本人狠，把女人孩子放一起炸死，反而是中国人收养了那些可怜的日本孩子

光复前后，日本人眼看大势不妙，开始逃跑。那段时间，我们这地方的日本人很多，北边的开拓民都经过我们这儿南下，想回日本。后来，老毛子部队来了，好多日本人——有万把人，就被困在这儿，走不了了。死人死老了，一片一片的，更可怕的是，他们那些走不了的，都聚到一起，堆上炸药和手榴弹，集体自杀。

日本人撤时，一般都先杀掉小孩和女人。妇人搂着孩子围成一圈，日本兵从远处向圈里扔手榴弹，没炸死的孩子，还要用刺刀刺死。

反而是中国人收养了那些可怜的日本孩子。光方正县就有一千多个。现在，他们都回日本了。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战败投降之后，尚在东北地区的日本开拓团民纷纷结队寻找回国途径。当佳木斯附近的开拓团民集结在方正县伊汉通乡开拓团本部（现伊汉通乡吉兴村）一带时，已是深秋，人数也超过了一万五千人。因长途跋涉，寒冬降临，加之传染病流行，有开拓团民先后死去，而方正人民以德报怨，救助、收养了活下来的妇女和儿童。

解放后，方正县人民政府在炮台山北麓修建了日本人公墓，墓内合葬着五千多具日本开拓团民的遗骨。（《旧闻新读》2011.8.7）

编后

昨天在一本书中看到这样一个细节：是一名临死前的日本老兵回忆录,他曾在中国杀人上瘾，他曾奸污中国女人34人，亲手杀死8个女人，开枪打残3个妇女。他见证了长官吃处女子宫，他说--他把早就捆起来未让士兵上手的一个15岁的女护士在火堆旁活着割开肚子，取出只有鸡蛋大的子宫，用瓦片焙起来；这个女孩一直没有死，血和肠子流了一地，躺在一边，看着自己的器官被焙熟，看着被中队长吃掉；最后，头一歪死去.她的心，被另一个士兵趁热掏出来，生生地吃掉。我不知方正县的领导看了着何感想。

也正是这个细节，我更加理解章东磐先生在《父亲的战争》一书中记录的胡琏将军给自己亲人的信：在给老父的信中，他还多少为翘首临窗的慈父留了些许成功返乡的希望，而对结发爱妻，则已直截了当地交待后事，他心里清楚，此一仗，我生则国死，我死则国生。后事只有一件，将军告诉尚还年轻的妻子，所有年轻的妻子，所有的妻子，所有的儿子长大成人，都要去当兵报国，和日本人打子孙冤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