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大多数读者,对戴季英这个名字已经相当陌生了。其实,在我党历史上,戴季英曾经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一个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一个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一个名副其实的开国元勋。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此人在建国后被打入另册,从此淡出了政治生涯。

　　一、领导黄麻起义,开创鄂豫边

　　1907年2月,戴季英出生于湖北黄安县松树岗镇一个地主家庭。成年后先后就读于武汉启黄中学、武汉省立第一中学,较早地接触了马克思主义。1927年2月,戴季英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洪流。

　　1927年6月,年仅20岁的戴季英回到家乡发动农民运动,担任中共黄安县委书记一职。当年11月初中共鄂东特委决定举行黄麻起义,戴季英当选黄麻农民起义总指挥部成员。11月13日晚10点钟,戴季英和吴光浩、李先念、吴焕先、王树声、陈再道等人带领黄(安)麻(城)两县的3万余起义农民揭竿而起,14日凌晨突破黄安城池,歼灭了县警备队,缴枪100余支,活捉了县长贺守忠。

　　1928年春,黄麻起义农民军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7军,吴光浩任军长,戴季英任军党委委员,率部开始创建鄂豫边革命根据地的艰苦卓绝的斗争。1929年12月,戴季英当选为中共鄂豫边特委候补委员。

　　1932年4月,戴季英任红四方面军25军政委,率部在皖西参加了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第四次反“围剿”失利后,主力被迫西征,戴季英所在的红25军留在鄂豫皖坚持斗争。此时,戴季英已成为坚持鄂豫皖根据地斗争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1933年3月4日傍晚,戴季英、吴焕先带领红25军秘密急行30公里,将进占河南省光山县郭家河村的敌一○五旅团团包围,全歼国民党军两个团。

　　1933年4月中旬,红25军在潘家河村再次与国民党军作战,击退“清剿”区指挥官卫立煌所部4个师的兵力,歼敌1个多团。

　　1933年5月13日,吴焕先和戴季英指挥红25军,在金寨四道河歼敌宋天才第七十五师数百人;26日攻占霍丘叶家集和立煌县顺街等据点;31日,红25军在立煌县大、小门坎山与敌第七十五师二二四旅遭遇,激战至28日,毙伤敌数百人。

　　1933年7月,蒋介石调集国民党重兵十余万人对鄂豫皖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红25军遭受重创,全军只剩3000余人。1934年11月,红25军主力被迫出发北上长征。

　　 二、鄂豫陕战功显赫,长征牵敌20万

　　1934年12月10日,红25军进入陕西洛南县境,即在该县庾家河召开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会议,决定在鄂豫陕边区建立根据地,并将中共鄂豫皖省委改为中共鄂豫陕省委。红25军抓紧有利时机,广泛发动群众,很快在鄂陕边区建立了第一块根据地,初步奠定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基础。期间,戴季英历任中共鄂豫陕特委书记、中共鄂豫陕省委委员,全程参加了建立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1935年1月,国民党军以11个团的兵力对鄂豫陕边区发动第一次“围剿”。红25军在吴焕先、戴季英等率领下,以大回旋的行动南下郧西,北返洛南,东入卢氏,西转蓝田,扫除民团武装和反动政权。很快打开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局面。

　　1935年3月10日,吴焕先、戴季英指挥红25军在陕西洋县华阳镇石塔寺附近设伏,截击敌警备第2旅两个团,经激战击溃敌5个营,毙伤敌200余人,敌旅长张飞生受伤,俘敌团长以下400余人。4月9日,又一举击溃敌警备第3旅,粉碎了敌人对鄂豫陕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

　　4月中旬,蒋介石调集30多个团的兵力,发动对鄂豫陕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吴焕先、戴季英决定采取“诱敌深入,先拖后打”的作战方针,率部每天行军百余里,日夜与敌周旋。6月,红25军北上商洛,奔袭古镇荆紫关。7月,红二十五军又在山阳县袁家沟口伏击敌警备第1旅,毙敌300余人,俘敌旅长唐嗣桐以下14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40挺、长短枪1600余支。敌人第二次“围剿”宣告失败。

　　此时,红25军从缴获敌人的报纸上得悉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可能北上。当时,蒋介石正在调集大军向川陕甘边地区集结,企图将我主力红军围歼。红25军是向川西方向转移,还是继续坚持孤军北上?一天晚上,中共鄂豫陕省委在长安县沣峪口召开紧急会议。吴焕先、戴季英等决定:郑位三等同志留下带领部分武装,继续坚持鄂豫陕根据地斗争;红25军主力立即西征甘肃,以牵制陕甘边界之敌,策应党中央和红一、红四方面军北上。

　　1935年7月16日,红25军主力离开鄂豫陕苏区,踏上了继续长征的道路。

　　8月初,红25军攻占甘肃两地县城,随后翻越麦积山,攻占胡宗南部的后方基地天水县城。国民党急调部队回援。这时,红25军又大胆向敌纵深挺进,从天水新阳镇强渡渭河,攻克秦安县城,威逼静宁,切断了横贯陕甘两省的交通大动脉西兰公路。蒋介石从成都行营接连发出数道电令,调兵遣将,堵截、追击红25军。这样,红25军吸引和调动国民党兵力达20万人,有力地策应了主力红军在川西的行动。

　　1935年8月21日,红25军军部机关直属队在泾川县王村遭敌三十五师突然袭击,战斗中,吴焕先不幸牺牲。之后,部队在戴季英、徐海东的带领下继续长征。9月15日,红25军到达陕北,与刘志丹领导的红26军胜利会师。

　　三、大别山中原突围建奇功

　　抗战暴发后,戴季英被中央派往大别山,担任新四军第四支队副司令员(司令员高敬亭)。1939年6月,高敬亭被叶挺错误处决后,戴季英升任司令员。其后的2年中,戴季英带领第四支队与日寇作战大小数百次。戴季英敢闯险境,善打硬仗,临危不惧,英勇不屈,无数次重创日军。

　　解放战争中,戴季英历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员、中原军区副政委、中原军区第一纵队政委。他与第一纵队司令员王树声,率部与兄弟部队一起,紧紧扼守中原战略要地,牵制住国民党相当多兵力,为我军在东北、华北和华东的战略展开赢得了宝贵时间。

　　1946年7月,蒋介石调集30万大军将我中原军区6万余人形成包围之势。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战役开始。突围过程中,戴季英、李先念、郑位三、王树声等率中原军区部队集战略转移、战略牵制重任于一身,以机动灵活、英勇果敢的行动“四面开花”,彻底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的企图,以较小的伤亡予敌以重大杀伤,赢得了解放战争首战的重大胜利。

　　中原突围胜利后,戴季英担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二副书记、中原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主任等职。

　　四、“肃反”狠辣,毛泽东下令“刀下留人”

　　在20余年艰苦的对敌作战中,戴季英表现表现得英勇无畏,沉着冷静,指挥若定、百折不挠,颇具大将风范,为我党的解放事业立下不朽功勋。但同时,戴季英又是一个“肃反”运动的急先锋,在鄂豫皖和陕北根据地大搞“肃反”,错杀了数以千计的红军指战员,给我党的革命事业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张国焘主政鄂豫皖根据地时,在红四方面军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肃反运动。受其影响,身为红25军政委的戴季英成了肃反的积极执行者和决策人。1933年5月,红25军围攻七里坪,以弱对强,粮弹奇缺,战斗十分艰苦,牺牲了不少战士。而在我指战员艰苦作战的同时,戴季英却在红25军搞起了肃反。戴季英在省委会议上说:“现在部队里到处都是改组派、AB团、第三党,内部反革命猖狂,我们要一面围城,一面肃反。”

　　这就是著名的“七里坪火线肃反。”

　　戴季英命令根据地保卫局将红74师主力220团的政委、参谋长等49名党团干部当反革命捆绑关押起来,并对这些人严刑拷打。在没有口供的情况下,戴季英说这些同志“真正的反革命是没有说实话的。不吐口供,更证明他是死心塌地的反革命。”最后,这49名红军官兵全部被处决。

　在戴季英的“革命”热情下,“肃反”运动瘟疫似地蔓延开来。

　　红25军副军长兼73师师长廖荣坤被处决,73师政治部主任程启波被活埋,黄麻起义的领导人戴克敏、戴继伦、曹学楷也相继被枪毙。指战员中凡是对“七里坪之围”流露出某些怀疑和不满情绪,都被扣上“右倾思想”的帽子,轻者罚以苦工,重则逮捕处决。

　　这样的肃反扩大化最终搞得红25军军心涣散,七里坪一役下来,红25军损兵折将,部队从当初的13000人减员至6000人,实力大损,被迫撤围。

　　1935年9月,红25军在陕北与刘志丹领导的红26军会师后,又将肃反的政策与手段带到了陕北根据地。戴季英鼓动中共陕甘晋省委书记朱理治等人在陕北根据地又成立了保卫局,戴自任局长。

　　在戴季英眼中,陕北根据地所有的党、军队和地方干部都成了反革命。10月1日,戴季英指示保卫局秘密逮捕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张文华。同时,大批陕甘边特委、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干部先后被诱捕。

　　10月6日,陕北根据地创始人刘志丹、高岗先后被捕。接着,红26军及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主要领导人习仲勋、张秀山、杨森、黄罗斌、刘景范、马文瑞等60余人几乎悉数遭到清洗。

　　被捕人员一律遭到政治上的污蔑和肉体上的酷刑,刘志丹等也不例外。审讯期间,戴季英屡次亲自动手用皮鞭狠抽刘志丹、高岗,刘志丹的妻子同桂荣和年仅5岁的儿子刘力贞也被株连入狱。

　　“肃反”几乎断送西北苏区。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了陕甘根据地。当了解到根据地的严峻形势后,毛泽东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并派人接管了戴季英的政治保卫局,才总算救出刘志丹等人。

　　抗战暴发后的1937年11月,中央派戴季英到大别山新四军第四支队做副司令员。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原来在鄂豫皖根据地时就是戴季英的部下,对戴季英在鄂豫皖大搞“肃反”的作风深恶痛绝。他告诫部下,不要听戴季英的,凡事多和自己商量。因此,戴季英和高敬亭较上了劲。他多次向中央和新四军总部打小报告,捏造事实,对高敬亭诬告陷害,挑拨离间高与新四军军长叶挺等人的关系。

　　1939年5月,四支队主力第七团团长杨克志、副团长曹玉福侵吞金银叛逃,公开带人带枪投靠了桂系军队。这只是一次意外事件。但因为杨克志和曹玉福是高敬亭一手提拨起来的,戴季英就向新四军军长叶挺打报告说,杨、曹叛逃是高敬亭指使的。在戴季英的煽动下,高敬亭被叶挺抓了起来。戴季英亲自对高进行了吊打,罗织罪名。最终,高敬亭这位战功赫赫的共产党高级将领被错误处决。

　 　五、要官丢了前途

　　新中国成立后,戴季英担任河南省委常委,开封市委书记。但戴季英对组织上给自己安排的职务丝毫不满意。他认为,自己20年代就是共产党的省级干部了,又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又在河南奋斗了多年,解放战争时期就是河南区的省委书记了,现如今的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应该是属于自己的。认为当时河南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张玺、吴芝圃、刘杰、刘建勋等人,无论在资历、威望、党龄、贡献等各方面都与自己相去甚远。

　　于是,戴季英不听省委的招呼,多次公开发表于省委意见相左的言论,在干部会议上说省委领导是左派。倚老卖老,自我标榜。1951年底,戴季英还给中央和毛主席写信,对河南省委领导进行了攻击,要求让自己做中央委员,河南省委书记。

　　毛泽东主席看了戴季英的要官信后,大为震怒,怒不可遏的大骂“戴季英已经不可救药了。”毛泽东当即给中央办公厅批示:“共产党不需要戴季英这样的高级干部。这样的人,应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永不启用。”

　　1952年2月12日,戴季英被开除党籍,回家反省。不久即被判入狱15年。从此,戴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永远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文史月刊 2010年第4期 方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