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槟城的小兰亭内陈列着孙中山的铜像，这里见证了上个世纪初海外华侨散尽万贯家财、襄助革命的历史。 南方日报记者 金强 摄

　　1911年，孙中山在美国进行革命活动时使用的密电码、火车票及其发行的筹饷债券。曾强 翻拍

　　孙中山尊称华侨为“革命之母”。图为1939年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号召“南侨机工”回国抗战。曾强 翻拍

　　●南方日报记者 林亚茗 张胜波 曹斯 通讯员 沈卫红

　　在辛亥革命中，海外华侨率先积极参与革命活动，所起的作用和所作的牺牲是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他们参与创建革命组织、宣传革命思想、组织策划革命活动、慷慨捐资助饷、回国参加起义流血牺牲，是革命组织的中坚力量。

　　孙中山、廖仲恺等革命领导人都是侨胞。资料显示，同盟会在南洋“各埠均设有分会，会员达数十万众”，仅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入会的就有大约三四万人。

　　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创会时会员都是广东籍华侨。到1905年，兴中会能明确身份的286名会员中，华侨超过六成。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的成立，也得力于各国华侨的支持。

　　每次革命起义，经费大多数都来自于世界各国的侨胞。据不完全统计，从1894年兴中会在檀香山创建，到1912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华侨捐款达1000万港元之巨。他们中间许多人都是倾家荡产，包括孙中山的哥哥孙眉。

　　辛亥革命唤醒了海外华侨的中华民族意识，推动他们更加紧密地与祖国家乡交往交流，更加主动深入地参与民族独立和复兴的伟业。一百年来，辛亥革命精神得到了继承和发展，侨胞们一代又一代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

　　大家访谈。

　　王赓武教授是东南亚历史与华人史的国际权威学者，祖籍中国江苏泰州，生于印度尼西亚泗水，随双亲迁居马来西亚，曾先后在南京中央大学、马来亚大学、英国伦敦大学学习，并在马来亚大学、澳洲国立大学、香港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任职。

　　在书香馥郁的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管理学院，王赓武接受了南方日报记者专访。历史、政治、思想融于一炉，他对历史脉络的深刻洞察，对历史细节的灵心善感，让人心生敬意。在王赓武的评点中，辛亥与华人的历史不落在空洞的历史理论，而是建构起来的、具有多种可能的生动图景。

　　南方日报：辛亥革命与海外华人的支持密不可分，包括人力、物力、思想等方面，您怎么看这种联系？

　　王赓武：根据我个人了解，辛亥革命可以分为国内和国外两方面，孙中山主要跟外部因素有关。

　　孙中山从在夏威夷的华侨社会生活、受教育，受外国影响相当大。他在基督教传教士办的私立学校读书，这跟章炳麟等士大夫阶级和书香子弟大为不同。因此，孙中山所主张的革命跟当时国内一般士大夫有很大差别。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孙中山与海外华人会党的关系。那个时候，天地会等海外华人会党已经不再真正地反清复明，但基本组织还是相当重要的，华人在海外生活、做生意都要靠会党帮助、保护。孙中山的哥哥就与香山人在夏威夷的会党组织关系密切，孙中山曾与会党人士有交往，所以再回夏威夷办兴中会就很方便。

　　孙中山哥哥把他送回家乡之后，他呆不住，又来到香港，继续念西式书院。在香港，孙中山认识的人也是香山人和基督徒，无形中受当时香港基督教徒和会党人对满清看法的影响，由于历史原因，华南人反清的程度比北方人要高得多。

　　总之，孙中山没有士大夫背景，来往的人都是会党和基督徒。所以，我认为辛亥革命要分成两部分，孙中山这部分是普通人的、海外的部分，与国内相比是新想法。

　　第二，中国传统中没有现代“政治”的概念。中国的传统是士大夫阶级控制普通人，以及各种各样的反抗力量，比如宗教性的、反对朝廷的，这些不是现代“政治”。现代“政治”的特点是，各种不同的观点可以公开地讨论，而且一般要建立派别、政党等政治力量。

　　孙中山懂得这一点，他念的书里就谈到英美政治。当时，国内许多学者和官员也到西方去过，但都是成人之后去的，用士大夫阶级观点去观察。孙中山引入了现代“政治”概念，他是自下而上的，而梁启超、康有为等士大夫阶级是从管制阶级角度管理中国，是自上而下的。

　　保皇派靠写信写文章，孙中山靠演讲争取民众支持

　　南方日报：都是谁在支持孙中山？

　　王赓武：海外华人大部分都是劳工，少数是工商界老板。根据我看到的材料，一方面，工商界基本上是保守的，不愿意跟满清政府产生公开冲突，因此比较支持康有为、梁启超。另一方面，工商界大部分是广府人，孙中山和康梁两派也是广府人，但康、梁的地位很高，是书香子弟、举人和帝师，广府人非常钦佩康梁，所以工商界的广府人大部分是保皇党。孙中山的主要支持者是下层人民，因为会党的关系，普通劳工就比较支持孙中山。

　　保皇党不是一个真正的政党，康有为也不愿意搞现代“政治”。他很少跟人演讲，主要依靠书信和文章，这些只有知识分子能看得懂。但普通人能听得懂孙中山的演讲。孙中山通过演讲、募款来争取支持。非广府的劳工界人民比较支持他，至少他讲的话有道理。孙中山懂得现代政治，他在英美亲眼看到了现代“政治”。

　　这里有个小问题。孙中山讲的是广府话，闽南人怎么听得懂？美国大部分是广府人，但东南亚不是，泰国是潮州人较多，菲律宾基本是闽南人，爪哇是闽南人和客家人。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回事儿，劳工里应该有人给他当翻译，当时没有“国语”这样的主流话语。

　　可以看到，搞政治多么辛苦，所以一般人不管信不信，对他的坚持多多少少都会佩服。可能嘲笑、挖苦他的也很多，我不相信孙中山一开口，人家就跟着他走。但孙中山能说服别人，这是他的才能。当然传统的太平天国也会说服人去打天下，但这是老一派，孙中山不是老的“天下”概念，是政治的道理和理想。

　　南方日报：海外华人华侨为什么支持中国的辛亥革命？他们已经在国外生活很多年了。

　　王赓武：一方面当时大部分海外华人华侨是新侨民，在国外待几年赚点钱，为的就是寄回家去买房买田。他们爱自己的家，所以“家乡”的观念很重要。他们关心国内的事情，对土匪恶霸、贪官污吏、士大夫阶级欺负人等事情有不满情绪。

　　另一方面，海外华人在海外产生了族群感，这并不是从中国带出来的。他们觉得自己是“唐人”，外国殖民地政府、土著都把他们当成“唐人”，不管你来自中国的哪个省份。这种族群感超越了家乡、省份、朝廷、阶级，是一种简单的民族感。海外华人华侨没有国家概念，却有族群概念，要自我保护，建立自己的联系。“排华”客观上也帮助了孙中山在东南亚的革命活动。所以，孙中山来到东南亚宣传革命，对土生华人一讲就通，因为他们已经懂得民族主义。

　　南方日报：南洋对辛亥革命的支持主要是什么？

　　王赓武：东南亚华人支持了十年，他们对孙中山有感情，基本上信任他，这对孙中山是很大的鼓励，他的地位是靠这些人的生命和捐款来维持的，这是一种moral support（道义支持）。

　　辛亥革命创造新历史，但中国仍未强大

　　南方日报：除了海外华侨，国内因素对辛亥革命也很重要。

　　王赓武：事实上，当时中国国内对满清朝廷已有很多不满。例如，士大夫阶级对晚清衰弱不满，对慈禧太后、满洲大官贵族不满；一般的工商界也很不满，因为外国人打进国内市场，“爱国商人”希望能维护国内经济；哥老会等会党反清的观念依然存在；宗教派系里面反抗精神也很强，如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军等。在统治集团内部，工商业要投资铁路，他们不满；新军到日本训练之后，也要求改良；袁世凯对满洲贵族也有不满，认为他们没有资格当皇帝。这些都动摇了满清的根基。武昌起义发动后，这些因素都导致清朝失去了控制力。

　　南方日报：辛亥革命对于海外华人社会有什么影响？

　　王赓武：辛亥革命让华人更加爱国，“爱国”的概念是从那时开始的。

　　对中国而言，辛亥革命的作用是把满清打败了，创造了一个新的历史开端。但中国仍然衰弱、分裂、内战，没有完成统一，并没有强大起来。辛亥革命之后，还有大量劳工到海外谋生，没有变化。

　　要从两方面看海外华人的爱国精神，一方面是受孙中山启发，他们对民族主义了解更深、更认同。另一方面，他们在国外遇到了新情况，殖民地政府排华开始了，加上土著排华，更需要中国的保护。

　　孙中山主张的革命与士大夫有很大不同

　　那些人。

　　东南亚500华侨 毅然回国起义

　　他们的职业是教师、记者、商人、职员、传教士，分别来自印尼、越南、马来西亚……为了救国的崇高理想，从遥远的地方汇集到一起来，最后将热血和头颅留在了广州、惠州、潮州、钦廉、镇南关……甚至不少人连姓名也湮灭在硝烟之中。他们就是辛亥革命中难计其数的华侨英烈。

　　据统计，兴中会、同盟会等革命党人组织了27次的起义斗争，华侨直接参加策划、组织的就有15次之多。当孙中山、黄兴等领袖在马来西亚的槟城决定发动广州“三·二九起义”。从东南亚回国参加起义的华侨不下500人。他们无不明白，这一去可能是赴死，但都没有退缩。到后来，牺牲的华侨烈士就有29名以上，占全部烈士86名的1/3。

　　在马来西亚当传教士的李炳辉，回国参加起义的那天正是他的20岁生日。这位年青轻人给母亲一封信，附诗一首，诗云：

　　回头二十年前事，此日呱呱坠地时。

　　惭愧劬劳恩未报，只缘报国误鸟私。

　　1911年4月27日，当辛亥革命在城市的第一枪在广州城打响时，他随黄兴进攻两广督署，最后至高第街战死，成为葬于黄花岗的七十二烈士之一。

　　在河内开设广隆杂货店的广东南海人罗联，在起义中被捕。当他的族弟去探监时，他说：“我决心舍生取义，希望族弟继承我的遗志。”在刑场中罗联高呼：“中国非革命不能救亡！”

　　曾在印尼苏门答腊担任南洋中学校长的罗仲霍，在攻打总督署时受伤在广州旗人街被抓。清警审讯时，他侃侃而谈，并向狱警宣传革命。他最后英勇就义，实践了自己的誓言：“愿将铁血造世界”。

　　那些事。

　　挑一担水赚一分钱 挑水工捐出3000元

　　据不完全统计，从1894年兴中会在檀香山的创建，到1912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华侨捐款达1000万港元之巨。

　　檀香山兴中会的开办费、活动费全部都是由孙中山的哥哥孙眉及其他广东籍华侨交纳会费，以及设银会集股筹款。当孙中山急于回香港组织兴中会总部，继而在广州发动起义时，因所集款项“不敷大举之需，焦急万分”，邓荫南变卖其商店和农场所得，孙眉也以每头六七元贱价卖掉牛牲一部，以充义款。陈耀垣也变卖自己的商店和所有财产筹集革命经费。最后，檀香山华侨共同努力，终于筹得美金约合港币13000元。

　　1910年2月的广州新军起义和1911年“三·二九”广州起义所需经费更多，华侨共捐得港币19万元。

　　这当中，关于“芽菜祥”的故事最感人。孙中山1900年6月来到河内、西堤等地宣传革命，人群中出现一位忠实的“粉丝”，这位每讲必到的人就是黄景南，是被人称作“芽菜祥”的小菜贩。他加入孙中山在堤岸组织的兴中分会。1907年，他将卖菜所得的3000元捐出，支持镇南关起义。

　　另外，越南原西贡的华侨挑水工人关唐，每挑一担水只能得到一分钱。但是，为了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他把半生的积蓄3000元全部捐献出来。

　　槟城阅书报社 为革命而生

　　那些光影。

　　“槟城孙中山纪念馆”位于槟城中路65号。这里曾经是“槟城阅书报社”的所在地。

　　孙中山在20世纪初曾多次到槟城。1909年，在孙中山的倡议下，阅书报社成立，以此作为革命集会和宣传机关。至今在这栋漂亮的大洋房上，还同时挂着两个牌子，上为“槟城孙中山纪念馆”，下为“槟城阅书报社”。

　　孙中山南洋纪念馆

　　重修纪念辛亥百年

　　1906年，孙中山邀集新加坡革命党的主要人士到这里开会，成立了南洋地区第一个同盟会分会——中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该楼的主人、华侨张永福捐出晚晴园作为会所。后来，为了纪念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活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将晚晴园改名为孙中山南洋纪念馆。今年，该馆又进行了全面整修，以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见上图 王辉 摄）。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