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之箭

　　湖南新军就像两支箭，射向清廷在湖南的堡垒。

　　这是一支历史之箭。湖南的革命党人为打造这箭准备了许久许久。“敢为天下先”的湖南人为挽救中国，为结束帝制，为开创共和，向清王朝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冲击，但先后都以失败而告终。他们没有气馁，擦干了身上的血迹，埋葬了战友的尸体，发起了再一轮冲击。

　　与以往湖南人发动革命起义不一样，这一次的主要领导者却不是大人物，唱主角的是焦达峰。因为，革命领袖式人物黄兴4月间才指挥了一场广州起义，在攻打总督府时被打断两根手指，于香港疗伤出院后，此时在上海暂住。而另两个大革命者宋教仁和谭人凤也在上海，与陈其美等领导着同盟会中部总会。

　　身为同盟会湖南分部会长的焦达峰这一年虽然只有25岁，却是个“老革命”了。19岁就参加了洪门会，后来到日本铁路学校留学，加入了同盟会。对于革命，他有自己的理念，认为革命的基本力量还是帮会组织，也就组织了“一有实力之团体，照绿林开山立堂办法，在长江流域开展活动”，与湖北革命党人孙武组织了共进会，以会党首领为骨干，也是内“多山泽豪帅，与手臂反击之士，期就腹地以勇气振之 ”。在这次起事前，他再度赴浏阳、醴陵、萍乡联络洪江会、洪福会会员，以洪江会名义统一了湖南会党组织，准备调集会党入城。可以说，他手里有着雄厚的革命实力。

　　不过，尽管他依靠的基本力量是会党，也许他内心也晓得会党容易聚也容易散，萍醴浏起义不是聚得快，散得也快么？因此，他和其他几个核心人物对这场革命作着精心的准备，他的“大本营”“中军帐”就设在长沙的太平街。

　　太平街里

　　湖南，作为全国“首应”之地，从某种意义上说，太平街则是“首应”重要策源地，是革命的大本营。晚清时期，太平街一带的马家巷和孚嘉巷旅馆众多。

　　今天的太平街马家巷17号，是清末旅社同福公栈旧址，是“共进会”湖南总机关所在地，焦达峰多次在此召集同志秘商反清大计。

　　太平街孚嘉巷42号（新44号）这幢中西合璧的公馆里，焦达峰、彭延胜等人设立的“四正社”（心正、身正、名正、旗正）就在这里，而参加长沙反正的许多骨干人员就是“四正社”成员。

　　现在的太平街28号是贾谊故居，晚清时期却是一个公共场所，大家在这里都可以组织公众活动，甚至设立办事机关。于是，革命党人、立宪党人都在这里设机构办事，四家反清革命机构也就在这里扎营了。焦达峰的体育社，招有学生40名，并联络长沙各校体育教师名义在这里进行体育活动，实际上却是训练军事干部。湘省士绅以维护主权名义，在这里组织了湘路协赞会，成为湖南地方势力向清廷争夺铁路权的指挥机关。立宪党人罗杰等在这里组织了辛亥俱乐部湖南分部等。

　　贾谊故居又是立宪党人与革命党人走向联合的见证。革命党人有力量：新军、会党，甚至一部分巡防营部队，更有一腔推翻清廷、建立共和的热血，可他们没有金钱，也没有理政经验。而地方士绅没有力量，却有金钱，也有理政经验。两派虽有分歧，但在推翻皇帝、走向共和这一点上却是共同的。两派也明白，要想革命成功，必须联合。于是，贾谊故居就成了他们的结盟地。

　　起义前，最重要的一次碰头会就是在贾谊故居三楼召开的。焦达峰说要采用暴力革命，立宪派的成员则担心糜烂地方，而至痛哭规劝。希望要不放一枪一炮，争取长沙走向共和路更平坦。也许是革命党人觉得立宪党人说得有理，也许革命党人是为了联合顺利，也就让步了。

　　当讨论起义的方案时，双方决定长沙城中数处点火，以为信号。一些人甚至认为，为了革命，可以不惜烧掉长沙的地标性名胜太平街上的贾谊故居。

　　但因为这次起事极其机密，绅士们参与了革命，他们的雇工也往往并不知情。故绅士粟戡时将贾谊故居点燃时，粟的雇佣工人郭冬生却将火极力扑灭。

　　贾谊故居，见证了长沙反正全过程。

　　处处机关

　　终究经过了10来年的经验积累，辛亥时的革命党人已不再是1904年时的革命党人了。那时的黄兴等人领导华兴会长沙起义，只是以炸弹和火枪，欲凭着血气之勇去攻打巡抚衙门。这时的革命党人却做着各个方面的准备，甚至可以说有一个革命“准备系统”。

　　制造起义用炸弹的南薰社，设在长沙浏阳门东门捷径。

　　制作起事时所用的十八星旗和号召旗的日新社，设在长沙小吴门外军路侧，悬挂日新成衣社招牌，备有缝纫机两架，集结了多位成衣工人，并且联络了部分军属妇女，力量充实，业务发达。

　　专门负责铁路路权风潮组织工作、借宣传排满革命的机关设在铁路学堂；

　　专门负责实验炸弹用药配方、秘密制造炸弹的机关设在中路实业学堂；

　　专门负责在学生中发展组织、宣传排满革命的机关设在优级师范学堂，也就是现在的第一师范；

　　专门掩护同盟会领导人的秘密机关叫文明绣业学堂、李培心堂；

　　卷施社、图强社、观海学会、积健社、嘤鸣社、南社分社、兰芷书局，都是革命党人的秘密机关，各有其活动范围。

　　还有的秘密机关以武馆、西医诊所、成衣店、公司等牌子出现。

　　就是对起义的伤病员的收治，湖南绅士、谘议局副局长粟戡时都想到了，组织了湖南红十字会。

　　“引信”、“炸药”

　　武昌起义其所以成功，与以往同盟会组织的多次起义根本不同的是：新军成为起义的主力。

　　通过多次失败，革命党人变得聪明起来，他们把工作的重点放在了运动新军上。

　　革命党人是些什么人，学生！说得更准确点大多是留日学生。

　　不管这些学生是官费的还是自费的，能够赴日留学，本来就是社会的精英。日本是中国革命者的据点，不讲黄兴这种革命者在那里组织革命，就是许多本来对革命还是白纸一张的，到了日本后，也是满嘴“反满革命，创立共和”，如后来成为湖南统治者的赵恒惕。

　　这些留学生一部分进了日本士官学校，回国后进了新军，无疑是埋在清廷内部的定时炸弹，如蔡锷、程潜、李烈钧等；一部分学文的，则成了反清共和的专业革命者，如宋教仁、胡汉民等。可是这以前同盟会组织的武装起义，就是革命党人拿血肉之躯与清军拼杀，革命力量大受损失。于是宋教仁的中部同盟会指示，“惟有运动军队反正，就连人带枪都有了”，特别是运动新军。

　　新军不像那些纯粹“当兵吃粮”的旧军人，下级军官和士兵中许多人都读过书，不仅知道清廷入关时的“扬州屠城”、“嘉定十日”，而且知道“鸦片战争”、列强强迫中国签订的《辛丑条约》等许多不平等条约、中国向列强割地赔款。他们感受得到丧权辱国的滋味，有些人知道西洋的共和等。他们希望国家强大起来，希望芸芸众生过上好日子。革命火种如果落在他们心中，就会燃起熊熊大火。在湖南，长沙反正成功后出任湖南副都督的陈作新，就是运动新军的负责人。

　　革命党人在新军里的“播火”是从宣传开始的。宣扬革命的《民呼报》和《天铎报》等报刊在军营里流传。上海和汉口的革命鼓动者朱少屏、曹亚伯等在长沙演讲，听众许多就是新军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在讲演会以前，革命党人的联络员到新军中去进行联络，秘密赠给入场券。每次到会的十之七八为下级军官和弁目。”负责联络责任的革命党人在新军中展开了广泛的交友的活动，结识的人逐渐增多。

　　如果新军是通过宣传发动的话，那么巡防营还是用“传统”的手段——革命党人发动重要军官加入帮会。巡防营是当时一种旧式军队。可是他们的兵器多数已经换得汉阳兵工厂制造的七九新式步枪和杂牌洋枪；虽然子弹口径不同，但每杆枪都是能够用于作战的。巡防营里的中下级军官，多数是加入了会党的。焦达峰所领导的四正社，已在巡防营中扎下了根子。巡防营军官赵春霆、刘玉堂、袁国瑞、甘兴典都和焦达峰有关系。革命党人文斐更爱和军人拉交情的，曾经几次请客为焦达峰介绍，更使革命党与巡防营中级军官之间获得了一种默契。从此，革命的“引信”接上了军队的“炸药”。

　　联络暗语

　　实施起义是在非常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

　　辛亥年三月武昌会议，两湖革命党人原约定在是年农历八月两湖同时发难。一旦确定了起事日期，就在3天以前，用密电互相联系。当时商定了一套隐语和密码：以“指示机宜莫久使故国衣冠沦于夷狄，挥戈举义届团结中原豪杰还我河山”30字为初一至三十的代替字；以“祖父故”3字代替“发难”；以“祖母故”代替“机关被破获”。如果电报上说“祖父故促义弟归”，收电人一看，就知道“十九日发难”；若说“祖母故促举弟归”，就是说“革命机关于十八日被破获”。另外还有一些隐藏语和密码。

　　用一个亲历者的回忆说：“革命党人因准备发难，开过几次重要会议。”据时任新军马队目兵的熊光汉回忆，革命党先后开过的会议有天心阁会议、清水塘会议、玉皇坪陈作新住宅会议、贾太傅祠会议。“会议地点，都是临时决定的，也没有固定的召集人，更没有书面的开会通知，间有书面通知，都是用的隐语。如：‘请于某时到某地赶道场’，那时的隐语，称开会为‘赶道场’，称宣传为‘上赌场’；个中人一看，自然明白。”

　　另一位当事者回忆说：“1911年2月起，开过会的地方有北门外开福寺、岳麓山的云麓宫、杨家山的启新小学、沙湖桥杨氏宗祠、紫荆街福寿楼接待处。各次开会都因为警戒严密，大都平安无事。只有一次在福寿楼开会，因地点在城市中心，外面风声又紧，被当局侦得开会消息，比较危险。但当军警到时，会议已经结束，只有几个未散去的人在喝茶，军警侧目而视，不敢动手缉拿。”

　　准备充分。武昌的枪声响过，现在轮到长沙了。一切隐秘的活动都要转向公开。

　　■专家点评

　　太平街见证了什么

　　王国宇

　　长沙太平街，一度是辛亥革命时期湖南革命党人的大本营。

　　这里革命机关林立，革命党人在这里落脚，许多革命决策在这里作出。革命党人的智慧在这里发挥，革命党人的潜能在这里释放，革命党人的血性在这里体现。

　　太平街见证了湖南辛亥革命期间太多的历史故事！

　　正因为如此，太平街作为革命文物载入史册，作为革命文化遗存散发出无穷魅力。

　　（作者系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本栏目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