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应骢原是海军老前辈萨镇冰的表侄，曾留学英国，当时他任国民党海军司令部参谋长，兼任上海海军办事处主任，指挥着八艘主力舰，海军司令部下辖几个署（局）都归他管。由于他深孚众望，国民党全部海军机要都在他的控制下。在“重庆”号回国前，董必武就对周应骢进行过策反工作。上海局接通这个关系后，沙文汉代表中共委任周应骢为海军起义总司令，并委任王亚文为政委。吴石通过何遂对邓兆祥做工作时，邓兆祥曾问何遂：“现在形势吃紧，有人向我说国民党坏透了，应早点投共，你能有办法与共产党取得联系吗？我只怕碰上特务分子，丢了命而事又不成；有的人年纪轻轻的，也叫我学武昌起义，究竟共产党在何方？”

　　于是，沙文汉要王亚文对周应骢说，要加紧做邓兆祥的工作。周应骢多次与邓兆祥说：“要紧紧掌握情况，掌握可靠干部，特别是近身的干部，连一个士兵都要注意，时机成熟时，军舰立即开赴解放区。”

　　由于当时处在绝对秘密情况下，“重庆”号上有多条线，先后在下级官兵中酝酿着起义，但互不发生横的联系，而邓兆祥则在暗中进行保护。其中有一股力量是先由中共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亲自领导、后转交给上海局策反委员会领导的王淇、蒋树德等21名“重庆”号下级官兵。另有王颐桢、武定国等27人组成的“士兵解放委员会”。这两股力量最大，他们于1949年2月25日1时30分发动了起义，然后来做舰长邓兆祥的工作，说明起义是得到中共支持的，并持有上海局策反委员会领导人张执一给的与解放区联系的暗号。邓舰长原来对起义就有思想准备，在询问了轮机情况后毅然参加起义，下令开航。26日7时许，“重庆”舰顺利驶抵山东解放区烟台港。蒋介石得知“重庆”号起义后，极端愤怒，立即责成空军司令周至柔炸沉“重庆”号。

　　已经停泊在葫芦岛的“重庆”号官兵对敌机的轮番轰炸进行了英勇的反击，无奈有一颗重磅炸弹炸中了军舰右舷侧部，造成多人伤亡。为避免再遭轰炸，“重庆”号巡洋舰奉解放军之命，于3月20日夜间放水自沉。3月24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复电邓兆祥舰长暨全体官兵予以嘉奖。

　　5月23日，南京解放。此前吴石奉命随国民党军队撤至老家福建，并利用他的影响为和平解放福州作了重要贡献。继而他又撤到台湾。为了配合解放台湾，继续收集情报，伺机提供给共产党。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上海局撤销，并入中共中央华东局。为了解放台湾，华东局于1949年下半年成立了台湾工作委员会，由刘晓、沙文汉负责。台委立即派出在台湾有亲戚的女党员朱枫（化名朱谌之）等人潜入台湾与吴石将军联系。

　　抗战胜利后，共产党就在山东根据地培训台湾籍地下工作人员。从1946年4月起，首批干部从上海搭船进入基隆、台北活动。蔡孝乾在当年7月进入台湾，陆续成立了“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台北市工作委员会”等组织。1949年11月27日，朱谌之以“陈太太”名义住进前夫女儿家，在台湾活动了两个月，与吴石联络了七八次，取得台湾军政方面的重要情报，向蔡孝乾作了报告。然后在吴石的安排下，她搭乘国民党空军飞机前往当时仍在其控制下的浙江定海，准备搭船前往已经解放的上海。

　　正在这时，10月31日，“国民党保密局”逮捕了“台湾省工委会”委员陈泽民，根据其供词，于1950年1月逮捕了时任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的蔡孝乾，并在其身上搜出的一张纸币上，发现有两个电话号码，即是朱谌之和吴石的电话（这是违背地下党活动规定的，这类联络电话，只能心记，不能见诸于字）。于是蔡亦叛变，一周内供出了所有同志，造成400多名中共党员被捕。国民党采取铁血手段，书记以上不叛变者悉被判处死刑。其中包括吴石和副官聂曦、原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等一批高级军官，还有华东局派来的计淑人、钱琴、潘星南、张志忠（省工委武装部部长）、季云（张志忠之妻）、计梅真、钱勒等，并通知定海方面逮捕了朱谌之。他们在被审讯时坚强不屈。6月，吴石、朱谌之、陈宝仓等被枪杀于台北马町场。

　　当时国民党没有搞“株连九族”，通知家属15天内领走尸体。吴石的遗体就由其夫人领走了。不久，她携孩子连同吴石的骨灰移居美国。1974年4月22日，吴石夫妇遗骸回国，合葬于北京西郊福田公墓。但朱谌之前夫女儿本表示要领取其尸体，因女婿是国民党特工，最后放弃。直到2010年12月9日，朱谌之在大陆的亲生女儿朱小枫，在台湾友人徐宗懋等人的帮助下，将烈士的骨骸由台北运到北京，暂厝于专门安葬烈士的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2011年7月安葬于家乡宁波镇海区革命烈士陵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