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上海局与吴石将军及其牺牲情况补记

　中共秘密党员吴石将军的事迹，在其子吴韶成写的回忆文章《五十年代在台湾殉难的吴石将军》一文中（《百年潮》2011第3期）已经讲了不少。笔者因近年来研究中共中央上海局历史，了解一些吴石的事迹和牺牲情况，补充如下：

　　1945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迫于中国人民要求和平的强大压力，答应与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并且签订了和平协议。周恩来、董必武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在南京进行和谈期间，在与国民党军政人员广泛接触中发现，他们中不少人有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强烈愿望，对他们做了许多统战工作，建立了秘密联系，其中有的还是大革命时期和抗战重庆时期的老关系。但是，蒋介石在自认为内战准备就绪，公开撕毁停战协议，大举向解放区进攻，发动了内战。1946年11月，周恩来首先率代表团从南京返回延安，由董必武暂管国统区党的工作。1947年3月，中央决定成立以刘晓为首的中共中央上海分局（后改名为中共中央上海局）后，董必武与中共代表团办事处也从南京、上海撤离。因为中共代表团办事处不能与上海分局发生直接联系。撤离时，董必武通知王亚文到上海，办理有关事宜。

　　王亚文是黄埔军校四期出身，从1939年起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的领导下，从事国民党上层人员工作。董老要王亚文把所掌握的国民党上层策反关系转到新建立的上海分局，约定接头暗号。

　　王亚文回忆说：“次日果然有人敲门，一位身材高大的人按约定暗号来接头，称自己是渔管处来的，名叫张登，代表新四军对敌作战部长，即城市工作部部长。是董老叫我来找你，我代表上海局，代表刘伯承和陈毅同志领导你做对敌斗争工作。”

　　董老移交给上海局的国民党军政要员的关系非常重要，其中有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兼上海办事处主任周应骢，国民党立法委员何遂、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重庆”号巡洋舰舰长邓兆祥、海军国防第二舰队司令林遵、国民党联勤总部中将巡视员张权、陆军大学教官蒋子英、海军军官中秘密党员何友恪等。他们又各自联系着一批高、中级军事和政务人员，这些网络对大决战中军事斗争的胜利起到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其中，吴石是个核心人物，因为他为人仁义，又任国民党军史料局局长，负责修撰战史，与各军兵种长官的关系都很熟。

　　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刘晓、副书记刘长胜，管辖的范围是长江流域及西南各省及平津、青岛、台湾一部分党的组织与工作，并在必要时指导香港分局的工作。沙文汉担任上海局宣传和统战部部长，并主管京沪杭地区的城市工作。

　　1948年11月，随着解放军三大战役的胜利，配合江南广大城市的解放，上海局成立了策反委员会，书记张执一，在张离沪期间由沙文汉负责。沙文汉则任命王亚文为策反工作组组长，负责国民党上层军政人员的工作。为安全起见，王亚文与上海局策反委其他人并不交叉往来。

　　此后，吴石接受上海局领导，提供了大量国民党的高级绝密军事情报，并帮助策划多起重大起义。如国民党空军八大队中尉飞行员俞渤等人在1948年12月16日驾驶重型轰炸机起义。俞的父亲俞星槎在西南抗战中是吴石的同事，任桂林行营副参谋长。受吴石爱国爱民、反内战、亲共的影响，走上了革命道路。不幸，在一次飞机失事中遇难。其子俞渤在吴石的关照下，继承父亲遗志，发动了国民党空军的这次首次起义。继俞渤之后到1949年解放前，空军方面八大队、四大队、十大队、空军军官学校、民航局等相继又有B-24型、和C-46、C-47运输机空军和民航机起义。此后在上海局和南京等城市秘密组织策动下，从南京、上海，杭州，青岛，武汉、台湾等地有20多架飞机起义，给了解放战争时期没有制空权的解放军以极大的援助。

　　在国民党海军方面，吴石有更大的影响。例如“重庆”号起义。“重庆”号是英国送给中国政府的一艘巡洋舰，用以抵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香港英国当局曾没收并转用欧洲战场的中国招商局在港局订制的六艘港湾巡艇。无论在舰体规模上还是武器装备上，该舰都是当时国民党军海军中最强的主力战舰。

　　对海军的关系，早在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董必武、周恩来与海军高级将领开始接触。沙文汉对王亚文说：“林遵、周应骢、邓兆祥等在海军是实力派，与我们有联系，这些人爱国主义思想浓，民族观念深，与董必武、周恩来同志交谊都好。董老与周恩来对海军策反工作做了多年，他们把海军关系交给我们，这项工作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于是，王亚文用张华志的化名到南京先联系上何遂。何遂是蒋介石尊敬的人，社会地位高。由何遂介绍，王亚文又认识了吴石。王亚文知道，吴石常往来宁沪，不时提供许多国民党军队调动与各种重要情报。何遂供给的情报也很多。他俩与海军有密切的关系，与海军司令部参谋长周应骢、“重庆”号舰长邓兆祥、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等都有联系。国民党江宁要塞司令胡雄也是吴石邻居、挚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