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这充分表明，毛泽东的思想和周恩来的思想在整体上同属于毛泽东思想体系，而毛泽东无疑是该思想体系的主要创立者。相应的，作为毛泽东的主要助手，周恩来也在诸多领域和方面补充、丰富和完善了毛泽东思想。追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一般而言，毛泽东的理论建树和实际影响占据主导地位，特别是就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和深刻性来说，周恩来在许多领域、许多方面是不能与毛泽东等量齐观的。

　　本书将重点放在毛泽东、周恩来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不同领域思想的比较上。这种专题性的比较，决非是将毛泽东、周恩来放在同等地位的“二元比较”，而是出于理论研究逻辑性和清晰性的考量。过去，许多学者也致力于毛泽东、周恩来在思想上的比较研究，但不少论述既失之简略，又失之笼统，难以让人们清晰地、真切地了解和把握周恩来补充、丰富、完善毛泽东思想的过程和表现。有鉴于此，本书才采取了这种专题比较的方法。再者，既然是出于比较研究的视角，那么本书就既不可能也无必要涉及毛泽东思想的所有方面，而是坚持有比较价值的就比较，无法比较或没有比较价值的就不比较，尽量做到在方法上更合理一些，在结论上更清晰一些。

　　通过对比分析，我认为他们的思想主要表现为如下几种关系：

　　一、创始与发展的关系。这是毛泽东、周恩来在思想关系上的主要形态。毛泽东是创始者，是原动力，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历程中，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基本理论、基本政策和基本方针，而周恩来作为执行政策的大师，在实践中对毛泽东思想又有许多重要的补充、丰富和发展。这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文艺方针和外交政策方面表现得尤为显著。

　　二、相互补充、交相辉映的关系。毛泽东与周恩来在不少问题上的思想具有互补性，结合起来便能构成“完璧”。如在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问题上，毛泽东创立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并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等基本方针,而周恩来也把他与民主党派长期合作共事的经验上升为理论，阐述了民主党派的性质以及它们成为中共领导之下的参政党的历史必然性，从而共同构成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理论。

　　三、互相借鉴、螺旋上升的关系。在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规律的过程中，毛泽东、周恩来的思想常常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相互借鉴中螺旋式、滚动式发展的状况，如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工业化和四个现代化的理论等便属于其中的典型。

　　四、同中有异或异中有同的关系。毛泽东、周恩来在一些问题上虽然基本观点相同，但强调的侧重点有所差别，如在政治与技术的关系上，他们都追求两者的统一，可是毛泽东偏于“政治”，而周恩来则偏于“技术”。在某些问题上，毛泽东、周恩来尽管呈现出明显的思想分歧，但在“异”中又有相同之处，这在“文化大革命”中反映得最为突出。

　　五、先异后同或先同后异的关系。先异后同这种情况在关于经济建设速度问题上有显著的体现。1955年底，中国经济建设开始出现分别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两种不同的思路，并演变为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之争。在经历“大跃进”的灾难性后果之后，毛泽东、周恩来的经济建设速度思想趋于一致，认为要把中国建成一个强大的国家，至少需要一百年左右的时间。先同后异这种情况主要表现在1957年后。毛泽东的思想逐步向“左”的方向发展，而周恩来则力求坚持原来共同的正确观点，或者试图冲淡“左”的思想影响。在阶级斗争、知识分子等问题上他们呈现出较大的思想差异。

　　应当指出的是，毛泽东、周恩来在思想上的许多差异，除了性格、经历、知识结构等因素外，还与他们承担的角色和工作分工不同有关。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自然特别关注发展目标和方向问题，而周恩作为政府总理，每天与事务和数据打交道，自然也特别关心人才、技术等问题，力求以切实可行的速度和真实可见的成就推动历史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