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社会上普遍流行一种说法，即毛泽东是决策者，周恩来是执行者，或者说“谋事在毛，成事在周”。这种说法一般来讲当然是对的。自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周恩来的合作格局逐步形成并固定下来，毛泽东统筹全局，着重于战略设计，周恩来负责具体组织和政策的执行。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周恩来还有意识地使自己主要扮演执行者的角色。建国初期，有人曾问过周恩来：你为什么不做些理论方面的工作？周恩来说：你怎么也讲这个话？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有那么多具体的事，总要有人去管它。我多管些这样的事，就可以让毛主席有更多的时间去考虑一些更大的问题。① 这些情况难免给人们乃至不少研究者这样一种印象，即周恩来没有多少思想和决策能力，从而直接影响到对毛泽东、周恩来之思想比较的深入。

　　“谋事在毛，成事在周”只是一种相对的说法。很难设想，作为一个大国的总理，不需要经常做宏观上的战略思考。实际上，周恩来也是一个有战略眼光和重大决策能力的政治家。英国人詹姆士·麦克唐纳的说法比较近情。他认为周恩来扮演着两个角色，一是在政策决定之前当顾问，二是在政策决定之后当执行者。② 在不少宏观问题上，他的思想和毛泽东是有差别甚至是有重大差别的，而且即便是执行决策，也不是一个简单机械的推演过程。周恩来多次说过，毛泽东是搞战略的，他只能搞点战术，当助手是否当得好，还没有把握。这虽然是自谦之词，但也说明了一个事实，即实施政策的过程是一个与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因而也需要讲求方式、方法和策略，有时还要加以必要的修正。周恩来许多重要的理论创见恰恰是在执行政策过程中产生的，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最有代表性的是新中国的文艺政策。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后，文艺政策是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基本依据的。但由于时空的转换，这个讲话的不少内容并不完全适应变化了的现实。周恩来正是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在新的历史制高点上推进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

　　毛泽东的思想自成体系，这是公认的事实，至于周恩来的思想是否是一个体系，这里不作妄断，但周恩来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对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诸领域的问题进行过深湛的思考，却无人可以否定。周恩来知识结构上的均衡，在国内外的政治家中都是罕见的。毛泽东的思想与周恩来的思想在不同的主题、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层次等问题上构成十分复杂的对比关系，只有进行扎实的比较研究，才有助于进一步认识他们的政治性格和理论贡献，以及他们的一致与分歧对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影响。

　　首先，从不同的主题来比较。毛泽东一生主要的理论创造是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对中国国情的熟悉和对人民大众需要的敏锐直觉，使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成功结合，圆满地解决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重大历史课题。在怎样推翻一个旧世界的问题上，无人比他更有办法。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也有若干重要的理论创造，其中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所取得的正确认识，后来被有机地融汇到邓小平理论之中。但从总体上看，在怎样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方面，他的知识和经验逐渐呈现出较大的局限性。与之相比，周恩来缺少毛泽东那种革命年代所需要的领袖人物的超凡想象力，特别是对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国情的认识与毛泽东存在一定的差距。在遵义会议上，他全力推举毛泽东，说到底，是因为他深信这场革命注定需要一位深谙中国各阶级各阶层的状况和习性，以及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和运行规律，而且具有杰出军事才能和超凡魅力的人来领导才能成功。然而，在怎样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方面，我们又不能不承认，周恩来特别富于远见卓识。他牢牢抓住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几个重要条件，如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充分尊重知识分子、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等。当然，囿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周恩来也不可能形成完整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尤其是他也难以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

　　其次，从不同的领域来比较，毛泽东的军事和政治才能举世公认。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毛泽东的军事和政治谋略使中共屡屡出柳暗而见花明。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被推举为党和红军的实际最高领导人，这决不是什么偶然。对于一个从事武装斗争的政党来说，军事才能是决定谁成为领袖的最为关键的因素。周恩来最早就是把毛泽东当作一个军事天才来看待的。1932年10月宁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受到排挤，而周恩来却尽力争取毛泽东留在前方指挥作战。他在给中央局的电文中说：“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供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① 。延安时期，周恩来又充分认识到毛泽东在政治上纵横捭阖的能力。1943年8月，他在回到延安的演说中说：“没有比这三年来事变的发展再明白的了。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地证明其为错误了。”“我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穿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② 这表现了对毛泽东领导能力的心悦诚服。

　　反过来，周恩来的外交和经济才能也有口皆碑。周恩来对世事的洞明和对人情的练达，是他成为卓越的外交家和谈判能手的重要条件。没有人能够像他那样在党内党外都有广泛的联系，甚至在敌对阵营中也拥有数量不少的朋友。拿英国作家迪克·威尔逊的话来说，即使是魔鬼他也能从其身上榨出一些好处来。蒋介石曾经感叹：周恩来“的确是一个不易应付的对手”。毛泽东向赫鲁晓夫介绍说：“周恩来很有才干，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他比我强，很善于处理各方面的关系，灵活地解决问题。”③ 建国前，中共对外所有的重大谈判、交往活动都是由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集体讨论决定，然后主要交由周恩来等具体执行的。即使是1945年国共两党的重庆谈判，虽然谈判的方针、决策在毛泽东主持下于延安早已确定，但具体谈判事宜仍由周恩来主持与对方进行。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主管外交工作，对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拓展中国的外交空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提出的“求同存异”、“以民促官”等外交思想不仅极大地拓展了中国的外交空间，而且在理论上也是对外交学的重要贡献。

　　作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的组织者，周恩来致力于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但他的努力在毛泽东的强力干预面前屡遭挫败。许多学者如李锐、廖盖隆等都曾指出毛泽东不太懂现代化的大生产，不擅长经济工作，这是实事求是的说法。毛泽东对经济建设的复杂性缺少认识，1958年初他曾经说过：“搞工业，搞农业，难道比打仗还厉害些?我就不相信。搞经济就那么复杂，那么多学问?”① 在毛泽东看来，天下之难事莫过于打仗，既然打仗都难不倒他，那其他的事自然不在话下。他没有意识到经济规律这个无形的“敌人”比战场上有形的敌人更难对付。而周恩来在1957年3月却指出：不能说建设比革命容易，“在某一个意义上说，建设比起万里长征来，可能是困难要少一些。但是，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在我们这样落后的经济基础、落后的文化基础上，我们的知识这么有限，我们对于建设、对于科学的经验这么少，建设也许比革命更困难”② 。1956年，针对经济工作中的冒进倾向，周恩来以“抗大流”的精神力主采取降温和减压的方针，但却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从1958年起，毛泽东到前台指挥经济工作，发动“大跃进”，结果造成了严重的灾难。经此一劫，毛泽东才认识到经济工作并非如他想象的那么容易，同时也才真正了解了周恩来的经济才能。1960年他在《十年总结》一文中写道：“一九五六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③ 周恩来毕竟在日本、法国等地留学过，比很少踏出国门的毛泽东视野更为开阔一些。他熟悉现代化的大生产，懂得要切实地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20世纪60年代初，周恩来直言不讳地讲，由于“大跃进”的折腾，农民的底子甚至不如开国初期。因此，他强调建设时期的工作丝毫大意不得。

　　再次，从不同的层次来比较，毛泽东在宏观决策上比周恩来显得更有办法，而周恩来在中观微观决策上又显得比毛泽东更为在行。毛泽东的特点是“大”，他总是确定某种理论和某项计划的大轮廓，而把细节留给行政人员。周恩来虽然也长于战略，但他更长于战术和执行计划，他可说是毛泽东手下最出色的行政人员。仅举一例，毛泽东的统战谋略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这当然高明之至。但是，这个宏观上的统战谋略毕竟还是很抽象的，要将其贯彻下去，收到实际的成效，则必须将其分解和具体化到各个方面、各个层次中去。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上述统战谋略及其在各个领域的论述，制定出了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军事工作、民众运动、地方和党派关系等各个方面的更加具体的对策，既符合目的性，又有可操作性。应当指出，毛泽东虽然更注重宏观方面的决策，但他对许多中观和微观问题也是很关注的。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平心而论，在宏观上作出正确的决策很不简单，但要把正确的决策贯彻得正确也诚非易事。而毛泽东、周恩来正是难得的既能看到“森林”，又照料每一颗树的政治家。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作总结讲话时说，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人员配备，现在尚不能确定，还要同民主人士商量，但“恩来是一定要参加的，其性质是内阁总理”。1949年12月2日，毛泽东在给柳亚子的信中写道：“周公确有吐握之劳。”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