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作为20世纪中国的重要标志性人物，毛泽东、周恩来以如椽之笔改写了中国与世界的历史。他们之间的“天作之合”不仅产生了巨大的政治震撼力，而且也具有令人神往的美学境界。

　　作为20世纪中国的重要标志性人物，毛泽东、周恩来以如椽之笔改写了中国与世界的历史。他们之间的“天作之合”不仅产生了巨大的政治震撼力，而且也具有令人神往的美学境界。在中外政治史上，虽不乏两人并称的例子，但与“毛、周”相比，其逊色之处便不难立见。国外学者曾用“航海家”与“水手长”、“理论家”与“实行家”、“董事长”和“执行董事”、“海洋”与“海岸”等多种比喻，力求逼近两人关系的本质。

　　(一)

　　天安门广场矗立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名由毛泽东手书，碑文由毛泽东撰文、周恩来手书。毛泽东的书法笔走龙蛇，气势恢宏，周恩来的手书藏锋守锷，井然有序。这座纪念碑是他们政治上合作的一个象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认为，不是由于有毛泽东一个人，而是有他和周恩来两人合作，才使他们赢得了中国。

　　在遵义会议以前，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高于毛泽东。遵义会议后，周恩来则成为毛泽东的主要政治助手。其后的四十余年，他们一直维持着这种合作的格局。可以说，两人政治合作的时间之长、内容之多、成效之著、境界之妙打破了世界纪录。当然也不可否认，在数十年的风雨历程中，他们之间也曾有过分歧乃至文化心理上的隔膜，然而并未从根本上影响到他们相知互信的合作关系。回首往事，毛、周心路历程的盘郁错杂、跌宕起伏，总能引发人们的无限兴味。毛、周合作关系的长期延续，是由多方面的原因促成的。这首先自然是共同的政治信仰和抱负使他们走到了一起。但是仅仅指出这一点并不足以说明问题，其他的重要原因还有很多，我想主要有以下两点：

　　其一，由差异产生的互补效应。毛泽东、周恩来在出身、经历、性格、气质、思维方式、知识结构、爱好特长等方面有着广泛而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就其主导性方面来说，并未成为他们之间合作和沟通的障碍，而是相反相成，产生出巨大的互补效应。中国古代思想家老子曾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另一位哲人晏婴说：“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毛、周的政治合作正是一种基于差别性产生的和谐，也就是和而不同。毛泽东富于激情，举重若轻，有纵横江海、气吞山河的气势；周恩来则富于理智，举轻若重，有经纬万端、各得其宜的才华。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毛泽东的务实与理智，周恩来的激情与浪漫，在许多领域和方面也有充分的体现。

　　日本学者鸟居民认为，毛泽东偏于理想主义色彩而周偏于现实主义色彩，二人互补性很强。1957―1958年间毛泽东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表现了他浪漫主义者的色彩，而周恩来的务实色彩及勤奋工作，对于弥补毛的不足，挽回一些重大损失起了重要作用。① 美国学者约翰·吴德施指出：“在性格上，周与毛互有补充。他们是国民生活中两种成分的象征：一种是几个世纪以来受统治者们和地主阶级压迫的农民大众，另一种是受儒家思想熏陶而难于有所作为的知识分子，他们到处受到帝国主义势力的凌辱，又在外国侵略者面前束手无策；于是思想激进起来。两种成分汇合，形成红色浪潮，席卷了整个中国大地。”② 美国《时代周刊》的一篇特写还作了这样的评论：周恩来的才能“一直同毛的任性而富于幻想的才能配合得很默契。毛的天才表现在探索广泛的理论问题，不像周那样擅长管理行政大小事务”。① 但是，并非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所有相异之处，都能和谐相济，特别是到了毛泽东的晚年这段时间，他们相互的不同之处，有许多不仅不能互济互补，而且成为他们相互沟通的障碍，这主要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和中国政治文化中的特定落后因素使然。

　　其二，由相知而产生的相互依赖。毛泽东、周恩来彼此有着很深的了解，对对方的为人和心理特点都心中有数。毛泽东认为周恩来“是个好人”，他没有个人野心，因此也从不拉帮结派，而且他精明能干，办事极负责任。反过来，周恩来视毛泽东为“帅才”，是理想的领军式人物，他善于抓主要矛盾，不喜欢在细节问题上作过多的纠缠。这种由相知产生的相互依赖，使他们之间的智能互补获得了更为坚实的基础。埃德加·斯诺说过：“他们两人的关系，最恰当的说法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两人的工作作风和性格为人，相差很大，但毛同周相辅相成，共事37个年头，彼此信任，又相互依赖。”② 加拿大学者切斯特·朗宁在《中国革命年代回忆录》中写道：“在毛身上，周看到一个受革命的西方思想鼓舞着的领袖人物，看到一个根据自己是农民儿子的经验而创造发明了一个新型务实主义的中国哲学的人。周自己没有个人野心。他在毛身上，看到作为领导人应具备的品质，而这些品质是独一无二的。这样的一个人深深扎根于中国的农民阶层，并且已为导致现代革命的变化献身，只有这种变化，才能使国家现代化和挽救中国。在周身上，毛看到对事业全心全意献身，准备做任何牺牲的一个聪明过人、宽容大量、第一流的组织者和政治家。他在周身上，看到他具有鼓舞别人献身革命的卓越才能，而这样的革命能够把中国从外国压迫和内部一蹶不振的状态中挽救出来。”③

　　毛泽东讲起话来，常常是海阔天空，国内国外，滔滔不绝，但综合起来，要点何在，如何贯彻，别人未必全明白，但周恩来却领会得比较透彻。余下的事就由他组织去办，而且办得井井有条。著名学者梁漱溟先生向来是不大轻易抬举人的，但他承认“周恩来是绝顶聪明的人”。周恩来有罕见的把握事务本质的能力，他能从一大堆复杂的事务中迅速分辨出哪些是主要的、需要立即解决的，而把无关紧要的东西撇置一旁。即使是一团乱麻他也能迅速理出头绪，所以毛泽东多次称赞周恩来是个“好管家”。

　　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才智十分佩服，但他也并非在毛泽东面前诚惶诚恐。有人认为延安整风后，周恩来便对毛泽东产生了某种迷信和恐惧，我并不这样认为。至少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周恩来发表意见还是相当坦率的，如1954年他便说过这样一段话：“有人说我国的自然科学很落后，社会科学不一定落后，革命胜利了，又有毛泽东著作。不，社会科学的水平还是很低，革命的胜利是由于政治觉悟，我们还很少把革命经验提高到科学理论水平上来。”① 这虽然讲的是事实，但在党内敢说这种话的恐怕也不多。由此说明在与毛泽东的关系上，周恩来当时的心态是比较自由和放松的。当然，在政治舞台上，周恩来也自有他的一贯风格，这便是拥护特定时期的最高领导人，不组织属于自己的宗派，避开意识形态的争论，对外部环境保持高度的敏感性和适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