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恐先驱——现代法治实践
夺取政权阶段,弱势一方在暗处,可以放手搞密战。上升为执政党后,虽然掌握国家权力机关,却处于明处,相对被动。密战手段是“利剑”,也是双刃剑,运用不当就会伤及自己人。密战手段是“暗器”,暗器到明处又怎么用?
如何化被动为主动?如何避免国民党执政的错误?如何探索新的作战方式?
体制转轨
新中国成立初期,共产党的城市政策是全盘接管。旧政权的公务人员包括警察都接下来,维持机构运转。对那些危险的国民党军警宪特,登记备案。
共产党的情报保卫组织,也从党的方式转为政权方式。中央社会部解散,分设公安部和情报总署。
这样,中国很快就建立起符合现代政治惯例的密战体制,保证利器不失手。
体制改变,方针明确。1950年全国情报工作会议总结革命经验,提出三条原则:不搞手枪暗杀、金钱收买、美色诱惑。
继承发扬做干净活儿的传统,又提前预防国家恐怖主义。中国在世界大国中,第一个提出反对恐怖主义的原则,新中国的情报工作一开步就走上正轨。
反恐斗争
新政权刚刚建立,又遇到大范围破坏活动。战后残留的散兵、土匪,不甘心失败的国民党特务,纷纷起事,大有呼应朝鲜战争之势。各地社会秩序不稳,老百姓出现恐慌情绪。
北京,外国特务企图炮打天安门;上海,国民党特务企图刺杀陈毅;广州,国民党特务企图刺杀叶剑英。
树欲静而风不止。毛泽东决定,在全国开展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很快稳定了全国局势。
国民党发动暗战,台湾特务大搞爆炸破坏。利用港粤通行自由,偷运炸弹潜入大陆,最多的一天有12起!
公安系统大力开展反爆破斗争,成功做到:炸弹不进广州,不过韶关。
反恐怖斗争,从20世纪50年代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解放前,是共产党搞武工队破坏敌人;解放后,是敌人搞阴谋破坏。面对新敌情,新中国的公安部门学会了新的战法,积累了反恐的宝贵经验。
综合治理
明暗易位也有规律,敌特在暗处,潜藏的位置多为社会管理的死角。社会管理,那是共产党的传统特长,抗战时期,延安市公安局就大搞综合治理,实行了社会的高度组织化。
国家公安部制定《社会治安管理条例》,城市基层普遍建立居民委员会,谁家来了个客人警察都知道,国民党特务无处藏身。
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使共产党独创了许多管理经验。
“司法调解”创自陕甘宁边区,推广到各地,化解了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减少了司法成本,得到国际司法界的重视。
人性化管理,获得了改造俘虏的经验。新中国成立后成功地改造了大批日本战犯和国民党战犯,包括前清皇帝溥仪。“公安部改造了一个皇帝,调查部争取了一个总统。”外交、统战、情报,各系统密切配合,将触角伸向境外,安全地接回李宗仁。
走出国门
新中国成立后,情报工作的重点转向国外。抗日战争期间打下的基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结交的朋友,帮助新中国保证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的安全。
公安保卫工作效率很高,保卫与情报配合,国内与国外协作。毛泽东访苏、周恩来出席万隆会议、刘少奇访问东南亚,都粉碎了国民党特务的暗害阴谋。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中国多个行业,在国际上都处于比较落后的地位。全面落后,唯有军事处于第一方阵。反侵略的抗日战争、规模最大的国内解放战争、对抗超级大军出境作战的朝鲜战争,辉煌的战绩证明了中国军队的实力。
军事优胜的原因何在?统帅毛泽东题词:“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知己”是领军,“知彼”是搞情报,这说明:秘密战是公开战的重要辅助方式,密战艺术也是中华文化的“武林秘籍”!
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各种竞争格外激烈,传统学术已经不足以概括斗争的深度和广度,于是,人们在商业、军事、政治斗争之上,提出了文化竞争的概念,美国称之为“巧实力”。
其实,富于文化传统的中国,最擅长“巧实力”。《孙子兵法》是全世界最早的军事理论著作,其《用间》篇是最早的间谍专业论文。从1927年到1976年的近50年间,周恩来始终是党和政府中负责情报保卫工作的领导人,为中国密战积累了宝贵的成功经验,确立了优良的文化基因。
创新时代,最高级的创新是“标准创新”、“规则创新”。周恩来的密战艺术,提供了创新的标准和规则。
一、两手并用——清醒的辅助斗争方式。
确定系统地位,全局工作的辅助部分,防止神秘化、独立化倾向;确立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政治原则,符合现代政治制度,防止专断胡来。
二、广交朋友——干净的信息收集方式。
信息公开化,方式合法化,身份社会化,占领道德高地,进入现代公关,营造和谐社会。
三、调查研究——科学的情报分析方式。
从书报研究、社会调查,发展到专业机构基础研究。多种渠道,多方信息,互相印证,克服误判。
四、抢占先机——巧妙的决策运用方式。
日常工作为应急处理准备预案,情报运用为战略变动准备方案,确保赢得战略先机。
21世纪的竞争,既有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较量,更有文化特色的较量。周恩来的密战艺术,正是中国隐蔽战线的文化优势。(郝在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