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争与暗斗——高明的两手策略

　　世间无非敌我友，三种关系中，最复杂的关系还是“友”，非敌非我，亦敌亦我。

　　就在国共合作期间，蒋介石仍说：日本是皮肤之患，共产党是心腹之患。国民党将特务机构升级，斗争手段从军事进攻转向特务渗透。

　　合作之下仍有斗争，而且斗争的手段更加多样，除了公开的斗争，还有秘密斗争。不过，对合作伙伴的斗争，毕竟不同于对敌斗争，其目的是团结而不是消灭。那么，如何把握这种特殊的斗争呢？

　　“脏活儿”与“干净活儿”

　　中共中央机关设在延安，国民党封锁延安的指挥部在西安，这两个城市既是两党的代称，也是秘密战争的对手。

　　西安事变后，周恩来抵达西安，在这个国民党统治区采取三重部署：公开的八路军办事处、半公开的陕西省委、秘密的西安情报站。

　　共产党利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这个公开机关，大力开展统战活动。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屈尊就任西安八办主任，因为对话的国民党行营主任程潜是个老相识。八办还设有大功率秘密电台，李克农的儿子李力是电台台长。

　　八办驻地七贤庄一号是共产党在国统区的窗口，也成了国民党的心头大患。国民党特务采取全方位的监视措施，大门外设立公开的岗亭，旁边的小学堆土成山，对面的中学墙后挖洞，设立隐蔽的监视点。

　　特务监视虽然严密，却无权禁止八办人员外出。八路军代表宣侠父身穿少将军服，出入于国民党军驻地。不久，这个令国民党特务头疼的人物失踪了。

　　宣侠父失踪，西安八办多次找天水行营向蒋鼎文要人，延安的中共中央还直接发电国民党中央向蒋介石要人。国民党方面一直推托，胡宗南更是赌咒发誓不知情。最后，吴德峰动用情报关系，才查明宣侠父已被暗杀，指使人就是蒋介石。

　　原来，宣侠父曾是黄埔一期的学生，与胡宗南等同学来往密切，蒋介石担心共产党策反自己的军队。

　　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共关系空前复杂，以前是你死我活，现在却是合作中有斗争。如何斗争？蒋介石的惯用手段是杀，敌对关系明杀，合作关系暗杀。暗杀、下毒、爆破，这些行动手段在特工圈内称为“脏活儿”，不能见天日。

　　蒋介石做“脏活儿”，中共做什么活儿呢？

　　中共西安情报站站长吴德峰租了一座院落，老特科陈养山负责与中共陕西省委和国民党政府机关联系，红军干部出身的罗青长负责与国民党军队联系，东北人陶斯咏负责联系东北军，从苏联回来的于忠友负责译电。西安情报站发展了诸多重要关系。胡宗南司令部机要室副主任戴中溶、侦缉队长肖德、霍建台等，都秘密为中共服务。周恩来安插到胡宗南身边任副官的熊向晖，也由西安情报站联系。

　　吴德峰组织西安情报站搞调查研究，摸清西安各阶层各机关的政治思想状况，得出左中右“两头小中间大”的数字结论。毛泽东据此认为，国民党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应该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少数顽固派。又依据调查研究的数据，提出在根据地政权建设中搞“三三制”，共产党员、民主人士、群众团体各占1/3。

　　调查研究、广交朋友，这种情报收集方式在圈内称为“干净活儿”。国民党做“脏活儿”，共产党做“干净活儿”，两种活儿公开到社会上，蒋介石就丢脸了。民主党派也纷纷谴责国民党搞“特务政治”。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派遣情报大师李克农到各大城市创立八办，各地八办都选派社会声望高的老资格负责，不仅名正言顺地开展统战工作，而且带动了情报工作。

　　秘密斗争也有境界，这种方式合法而干净，在任何时期任何环境都可以使用。

　　“阴谋”和“阳谋”

　　弱势起家的共产党，早已养成重视情报的习惯。抗日战争时期，更是展开全面的情报部署。延安的中央社会部，组织全党全军各根据地政权的秘密工作。重庆的南方局，组织国民党统治区的秘密工作。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潘汉年潜入上海、香港，组织对日本占领区的秘密工作。情报触角不仅伸向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而且伸向国际，深入敌营。很快发现重要动向：美、苏、英等大国，正在同日本秘密谈判。国民党的特务系统和地方派系，有8条渠道同日本特务密谈。这是一个巨大的阴谋，发展下去，中国的抗战会被国际孤立，共产党的抗战会被国内孤立。

　　毛泽东通知全党：要准备出现东方大黑暗的局面！

　　怎么应对？中共连续发表声明，发布新闻，揭露国内外同日本秘密媾和的阴谋。山西，王世英点出阎锡山同日本特务密谈的代表名单；香港，潘汉年拿出军统特务同日本特务密谈的协议。八路军总部，邓小平告诉美国记者，美国正向日本供应石油和废钢等战略物资。

　　阴谋最怕曝光，各方同日本的密谈，被迫中止。

　　外部斗争需要情报，内部治理也需要情报。延安周围，绥德的情况最复杂。这里属于八路军的征募区。共产党的绥德特委就掩护在司令部秘书处，以公开组织“抗敌后援会”的名义活动。国民党也十分重视绥德地区，特任何绍南为“行政督察专员”。这何绍南是个反共专家，袭击、暗杀、私贩烟土，破坏边区安全。绥德军民对何绍南恨之入骨，可碍于合作关系，不好采取强硬手段。

　　这时，就用上秘密手段了。边区保安处的李启明以联络参谋的身份活动，陆伦章则在抗敌书店当店员。他们结交了两个朋友，鲁南是国民党绥德保安司令部上尉书记，龚震是绥德专署的准尉传达长。通过这些关系，李启明掌握了何绍南贪污赈灾款10多万元的证据。

　　有理有据，八路军绥德警备司令王震召集万人大会，公开声讨何绍南。何绍南名誉扫地，灰溜溜地撤回西安。

　　边区保安处采取这种方式，驱逐了边区内部各专区各县的国民党政权，有效地巩固了边区安全。

　　秘密情报公开使用，这种手段光明正大，毛泽东笑称自己是搞“阳谋”的。

　　和战之间

　　抗战胜利后，国共关系又面临转折。蒋介石表面鼓吹和平，实际上积极准备内战，企图在中国建立独裁统治。

　　战略转折关头，秘密斗争格外紧张。蒋介石致电延安邀请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同时电令驻延安的国民党军联络参谋打探毛泽东的对策。两个联络参谋都是特工高手，很快发回密电：毛泽东不会去重庆！蒋介石要的就是这个情报！他一方面继续公开催促毛泽东成行，同时暗中调兵遣将抢夺地盘。

　　没料到，毛泽东突然乘机到达重庆，重庆被弄了个手忙脚乱。于是，由蒋介石提议的国共和谈，却按着毛泽东的方案推演。造成蒋介石被动的重要原因，就是国民党驻延安联络参谋的那封电报。其实，边区保安处早已获取了国民党联络参谋的密电码，那密电早已失密。

　　这次政治斗争的巨大成功，又是情报工作为战略服务的杰出范例。通过情报手段，掌握对手的真实企图，实施战略佯动，从而取得战略上的主动地位。共产党的政治手腕已臻炉火纯青，再也不会像第一次国共合作时那样上当丢脑袋了！

　　重庆的周恩来也适时行动，激活潜伏最深的情报员沈安娜。

　　沈安娜凭借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于1935年初考入浙江省政府任速记员。1938年，周恩来又派沈安娜抓住时机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在机要处任机要速记员，掌握了国民党中央会议的重要情报。

　　1942年，秘密联络员徐仲航被捕，沈安娜夫妇同中共党组织的联系中断了。等待，沈安娜坚守岗位，继续密写情报密藏家中。1945年5月，国民党召开六届一中全会讨论战后反共策略，沈安娜急于上报这个重要情报。

　　一天晚上，突然响起熟悉的敲门暗号，夫妻两人忐忑地打开门，竟然是吴克坚同志！

　　1946年3月，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决定撕毁《双十协定》开打内战。4月，国民党召开国防最高委员会会议，作出进攻解放区的部署。会后，速记员沈安娜立即将记录全部抄报延安。6月，国民党在中原地区向解放军发起进攻，局部内战爆发。周恩来预先有安排，中原解放军得以转移。

　　就在这战与和的转换关头，长期埋伏的中共情报员纷纷出手，周恩来准确把握对方动向，处处赢得战略先机。

　　斗争，总是有公开同秘密的两手，只用一手太愚蠢，两手并用才高明。秘密战也是科学。多数情报可以通过公开渠道获得，只有少数核心机密才需要采用特殊手段。周恩来能够适时采取合适的手段，拿到公开和秘密的准确信息。拿到情报以后，还要善于运用，揭露阴谋，赢得光明，有理、有利、有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