巅峰对决——系统效能的极端检验

　　没有“刀把子”就无法生存，有了“刀把子”也不一定就能生存，因为，敌人也有“刀把子”。共产党同时展开两种较量，毛泽东在红区反“围剿”，周恩来在白区反搜捕。能不能把刀锋锤炼得更加锐利，就成为对周恩来的进一步检验。

　　细节决定存亡

　　重视细节，已经成为现代管理的常识，细节决定成败。可是，在周恩来这里，细节决定的岂止是成败，更是生死存亡！

　　住处，要找前后都有门的楼房，而且，前门是一条街，后门是另一条街。万一敌人从前门进来，我可以从后门逃脱。

　　开会，要事先“踩盘子”，看路线，紧急撤离时不能误入死胡同。

　　出门，要精心化装，30岁的周恩来可以化装成老人以至妇女。

　　联络，单线联系，上线知道下线的地址，下线不知上线的地址。

　　保密，严苛的保密，“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

　　“共产党是铁的纪律，隐蔽战线是钢的纪律。”中共的组织系统，不仅有“红区党”和“白区党”之分，在白区，党组织又分为两个系统，情报保卫系统独立运行，垂直领导，不与同级党组织发生横向联系。这个系统富于秘密活动经验，相对而言，遭受破坏较少。周恩来、陈云等人多次历险，始终没有被捕。

　　中共中央历史上最危险的时刻

　　密战，又称隐蔽战线，其特点就是隐真示假。职业装假，容易导致人格扭曲，忠诚度下降，出现对敌装假对己也装假的双重间谍。

　　叛徒问题，对于弱势状态的中共，更是格外严重。军委秘书白鑫叛变，导致彭湃等人被捕牺牲。这个叛徒本是黄埔四期生，周恩来信任的学生。盛忠亮被捕叛变，是因为他妻子叛变的诱导。国民党掌握政权资源，也就掌握了被捕者的身家性命，做到坚贞不屈很难。

　　为了防止叛徒指认，特科组织“打狗队”，刺杀叛徒，震慑敌人。可是，再高明的大侠也不能摧毁国家机器，叛徒还是层出不穷。

　　巅峰对决意外出现。

　　1931年1月，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从莫斯科归来的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进入中央领导层。党内分歧日趋激化，林育南、李求实等人被捕。4月，顾顺章护送张国焘去鄂豫皖苏区，完成交接后逗留武汉，24日被捕，当晚即叛变。

　　顾顺章一直具体负责特科工作，认识全部特科人员，顾家亲属全在中央“住机关”，掌握几乎全部秘密地址，只要顾顺章开口，中共中央机关就会被一网打尽！可是，图谋个人前程的顾顺章却要待价而沽，非要面见蒋介石方肯提供全部情报。而捕获顾顺章的武汉行营侦缉处也要邀功请赏，急于向党务调查科直接报告。于是，秘密电报接连发到南京中央党部徐恩曾处。可是，就在徐恩曾的身边，潜伏着共产党员钱壮飞。

　　共产党特科负责人投降国民党，国民党特务负责人身边潜伏着共产党，这是国共特工系统的巅峰对决。

　　一夜之间，武汉接连发往南京六封紧急电报，封封落入钱壮飞手中。出门逛窑子的徐恩曾，连密码本都交给钱壮飞保管。钱壮飞立即派自己的女婿刘杞夫去上海报告李克农，李克农顾不得安排自己的家属，满城寻找上线陈赓……

　　从武汉乘船到达南京的叛徒顾顺章，指使国民党特务扑向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看到的只是空房。周恩来提前半步布置中央机关全部转移！

　　夺取全国政权之后，中共领袖回顾半生出生入死的经历，都说：那是中央最危险的时刻！创立奇功的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被中共情报界称为“龙潭三杰”。

　　巅峰对决，细节决胜。如果国民党特务不发电报，如果徐恩曾当晚不外出，如果钱壮飞和李克农先安排自己的亲属再上报，如果周恩来的应急处理不及时，那么，国共斗争的历史就要改写。似乎，成败取决于偶然。

　　其实，偶然之中有必然——系统素质。

　　国民党特务惯于恃强凌弱，以权谋私，系统效能降低。共产党以牺牲奉献为宗旨，忠诚度高。“龙潭三杰”这样的基层人员个个杰出，最高领导周恩来擅长危机处理。

　　危机处理，是对系统效能的最高检验。周恩来处理顾顺章事件，也有预先准备。

　　派遣三杰打入，意味着从保卫转到情报，又进行反侦察，工作水平上档次。

　　预设平行系统，中央军委情报系统，中央交通局系统，都与特科不发生横向联系，顾顺章不认识。出事后，立即把军委系统的干部调来接管特科，同时用交通系统转移中央机关。

　　应急处理不是一日之功，关键时刻看执行力，执行力来自“养成”。周恩来培养了大批特殊人才，关键时刻一用就灵。周恩来一生多次危机处理，都取得完满成功。

　　撒手锏

　　尽管周恩来的应急处理非常成功，但是，中央机关在上海还是待不下去了，顾顺章太熟悉中共秘密活动的规律了。中共中央机关被迫转移到江西中央苏区。留在敌后的秘密情报系统，继续侦获敌军情报，为红区反“围剿”作战作出了重要贡献。可是，由于领导人的“左”倾错误，红军被迫放弃苏区，开始长征。

　　长征路途艰险，人力交通中断，电台联络中断。传统的情报手段无效了，红军又创造了撒手锏——无线电技术侦察。

　　原来，上海的周恩来和江西的毛泽东，都十分重视无线电电台。

　　1931年春节，特科培训的无线电技术员伍云甫、曾三、涂作潮从上海潜来江西，带来了与中央通信的密码。从此，苏区与中央有了沟通迅捷的无线电联络。

　　曾在国民党军队任职的王诤无线电技术熟练，能够从发报手法中判断国民党军报务员的所属部队，从中判断出国民党军的行动。第二次反“围剿”作战，电台为打胜仗立了大功。红军专门划出电台从事技术侦察工作。

　　曾在上海军委情报部门工作的曾希圣，到江西后又尝试破译国民党军密码。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人，都亲自参加破译工作。

　　红军的无线电技术侦察起步早，成效大，在历次反“围剿”作战中功勋卓著。长征中，人力传送的白区情报中断，更是主要依靠无线电技术侦察手段来获取情报。四渡赤水时，红军还伪装国民党电台发报，调动国民党军就范。

　　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其实高度重视先进技术手段，在现代情报战争中并不落后。

　　谁掌利剑

　　一切较量，说到底都是人员素质的较量。

　　安全工作决定组织生存，属于至高权力。历来的最高领袖，都把“刀把子”紧紧抓在自己手里。军统是蒋介石个人的暗器，奉行法西斯主义，封建色彩极重。苏联的情报保卫系统实行垂直领导，专断独行，脱离党的集体领导。

　　中共的情报保卫系统，从一创建就是现代组织，始终坚持党的集体领导。1928年10月，中共中央还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三人中央特别委员会（另外两个委员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和特科实际负责人顾顺章），直接领导中央特科的工作。

　　秘密工作，常常是独立行动，需要高度的个人自觉，极其强调忠诚。内功重于外功。周恩来极其重视个人素质修养，对己对人要求极严。这就引导了整个系统，从一开始就走上正途。

　　领导全局，未免外行领导内行，但是，开创新局面必须亲身实践，重要工作必须成为内行。决定组织生存的工作，更不能假手他人。毛泽东抓军事搞宣传，周恩来抓密战搞统战，都是内行，而且是行业高手。中共秘密系统出人才，其中有经济专家陈云、科学家李强、军事家陈赓、情报大师李克农、密码专家曾希圣等人。

　　国民党印发的《特务工作理论与实践》如此评价：“他们虽无经验可言，然以主持得人，本着学习及创造的精神，定出整个的计划，按照一定的步骤，脚踏实地地向前努力。为时不到三年，竟有惊人的发展与奇异的成绩。我们站在客观的立场上，也不能不佩服他们的奋斗精神啊！”

　　万事开头难。难的不仅是外部条件的缺乏，还有内部文化的确立。

　　正是因为有周恩来这样高素质的创建者，才保证了中共情报保卫工作起步早，起点高，基因优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