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2月20日的表态相比，这一表态虽未明确接受邀请，但亦未回绝。综合来看，宋庆龄犹豫之因大致为：其一，她被荨麻疹折磨着，血压升高。她在致友人信中多次提到这点，并说：“很想尽快治好，这样才好出去见朋友！”（《宋庆龄书信集》（续编），第164页。）

　　其二，她对南京中山陵、上海孙中山故居的修缮与保护，以及对弟弟宋子安的财产表示担心。人民解放军接管上海时“由于不熟习情况”而误入她的住所及孙中山故居，孙中山故居中一个老仆人曾被拘留。她特别提出对宋子安应“加以区别”，因为宋子安听从她的劝告留美未跟随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等做事。（参见《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第47、48页。）6月，她还曾去过中山陵，称“中山陵一带环境比较杂乱”（杨逸：《在宋庆龄身边工作的日子》，《档案春秋》2006年第8期。）。

　　其三，她对自己是以特邀代表，还是以民革或妇联代表的身份出席新政协会议有疑问。李维汉曾指出：“她是愿意来参加新政协会议的，但她可能不愿意作为一个党派来参加。”（《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293页。）　因此周恩来指示邓颖超这个问题“等孙来平后，与她当面商定较为合适”（《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第51页。）。宋庆龄虽然支持国民党内民主人士组织一个政党，并建议定名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朱学范：《我与民革四十年》，第52页。），但是并不打算加入民革。后来，虽然仍被推举为民革名誉主席，但她到北平后“以身体不佳，不惯北方生活，不宜多参加政团业务”（朱学范：《我与民革四十年》，第252页。）为由，表示不再担任。其四，她当时并未打算担任中央人民政府任何职务，她对身边工作人员杨逸即说：“我去干嘛呢？”（杨逸：《陪宋庆龄北上参加开国大典》，《百年潮》2010年第6期。）

　　7月1日，周恩来代中央拟电，嘱邓颖超再次劝说宋庆龄：“请其参加新政协，至参加政府事……到平后再说”；“为之讲解各种情况和我党政策”，并对上述误会“予以解释和道歉”。（《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第47、48页。）同时，她所关心的一系列问题也得到妥善解决。经多方努力，宋庆龄同意7月10日后北上，但“只拟在北平住半月到一个月”，因为“须在8月6日前赶回上海为其姨母祝寿”。（《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第51、53页。）可见，她虽然同意北上，仍不打算参加中央人民政府，因为中共中央已将10月成立新中国的计划同她沟通。宋庆龄在1949年6月的一封信函中说新中国政府10月份成立，说明她这时已知中共中央的决定。（参见《宋庆龄书信集》下，第193页。）

　　随着新政协会议先推迟至8月下旬后又推迟至9月上旬，中共中央争取她“以迟至8月下旬或9月5日以前来平为好”。邓颖超将会议改期告诉宋庆龄，她回说8月底“有事，必须赶回上海”，周恩来意识到“恐系推辞”。（《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第50、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