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科指出了宋庆龄不愿离开的部分原因，此外还有一因尤为重要，那就是她认为追求中国人民幸福生活的时机到来了：“当和平重返我们这片广大的国土时，我们将不得不更加努力工作，不惜代价地为我们饱经战争创伤的人民带来幸福的生活。”（《宋庆龄书信集》下，第12页。）不过，她对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才能努力工作尚在观望中。

　　从1948年8月开始，民主人士陆续应邀北上协商召开新政协、成立新中国的系列问题。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致函宋庆龄，提出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召开，邀请她北上“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7页。）。中共中央计划“先把宋庆龄接到香港，然后同何香凝一起北上”（季鸿生：《上海解放前后的宋庆龄》，《上海党史与党建》2004年4月号。）。2月20日，宋庆龄亲笔复信，一方面对中国共产党对她的关注“至为感激”（尚明轩、唐宝林：《宋庆龄传》，第512页。），对“极友善的来信”表示“深厚地感谢”，另一方面表示“非常抱歉”，“由于有炎症及血压高，正在诊治中，不克即时成行”（《宋庆龄选集》上卷，第458页。），并说“经长时间考虑，确认一动不如一静”，因而“将在上海迎接解放，和诸公见面”（尚明轩、唐宝林：《宋庆龄传》，第512页。）。这样，她委婉拒绝了中国共产党的邀请。

　　此时宋庆龄婉拒之因大致有三。其一，她认为最好是留沪继续主持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采取公开合法的方式进行活动，迎接上海解放。在基金会担任儿童工作组组长的顾锦心回忆说：“在当时贫苦儿童集居地区成立的3个儿童福利站，每个站里都有识字班、保健室、营养站、图书馆和分配救济物资等多样性的儿童福利工作。这种公开合法的儿童工作，不仅拯救了成千上万个苦难儿童，更重要的是掩护了秘密支援解放区及动员、支援上海进步团体和个人，为迎接上海解放储备力量。”（汤雄：《宋庆龄与她的三个女佣》，东方出版社2003年版，第105页。）其二，她对中国共产党对她的具体态度尚不了解，而且个人并不想担任什么政治职务，她的志向是从事慈善事业。其三，她对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政策不甚理解。在1949年1月致王安娜的信中她特别提到：毛泽东无线电广播中“要求杜月笙维护上海的安定”，“要求吴国桢留在他的岗位上”。杜月笙是上海青帮头子，吴国桢当时任国民党政府上海市长。从信中看，宋庆龄对毛泽东这一举措显然有些困惑，表示与王安娜“下次见面时再谈”。（《宋庆龄书信集》（续编），第145页。）

　　5月27日上海解放后，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黄炎培等人致电宋庆龄，恳请其北上出席新政协会议。6月4日，宋庆龄复电“自当竭尽驽钝，为国效力。只以病躯急需疗养，暂缓北上，尚冀谅察”（《宋庆龄书信集》下，第188页。）。中共中央特派邓颖超持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笔函，专程到沪迎接宋庆龄北上。毛泽东在信中表达对她“仰望之诚，与日俱积”，提出“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38页。）周恩来在函中也诚恳地说：“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敬希早日命驾”。（《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8页。）6月25日，邓颖超抵沪拜见宋庆龄。宋庆龄一方面表示“希望能到苏联疗病，并在国外工作一时期”（《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第52页。），一方面提出“这事容我再仔细想一想”（佚名：《宋庆龄，1949年曾不想上北京》，《各界》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