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北上：“中国革命中两条洪流的汇合”

　　早在1947年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公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明确提出：“对于罪大恶极的内战祸首蒋介石和一切坚决助蒋为恶、残害人民、而为广大人民所公认的战争罪犯，本军必将追寻他们至天涯海角，务使归案法办。”（《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38页。）1948年12月25日，中共以“陕北权威人士”的名义，提出了43人的“头等战争罪犯”名单，称这些罪犯“罪大恶极，国人皆曰可杀”（李勇、张仲田编著《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大事记》，中国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498页。），蒋介石名列第一，孔祥熙第九、宋子文第十、孙科第十三、宋美龄第二十三。宋庆龄几乎所有的亲人即弟弟、妹妹、姐夫、妹夫和丈夫的儿子都成为“国人皆曰可杀”的战犯，这些人在解放战争后期相继逃离中国大陆。

　　这些“党国要人们各奔前程”（《宋庆龄挽留孙科》，《文史精萃》2004年第5期。）时也在谈论宋庆龄的“社会和个人问题”（《宋庆龄书信集》（续编），第144页。），竭力要求她离开上海。1947年6月15日，宋霭龄致信宋庆龄：“每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总在想你是否拥有对于你安逸和幸福的生活来说所应该有的一切。”（《宋庆龄来往书信选集》，第124页。）1949年3月9日，蒋介石派蒋经国到沪，名义上“访胡适先生，并劝吴国桢不辞市长职”（《蒋经国自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2页。），实际上催促宋庆龄离开上海。蒋介石本人于4月26日到沪要求她到台湾，孙科也要她以“亲情、党国利益、总理基业为重，迅速离开上海，去台湾或香港皆可”（康彦新、史进平：《宋庆龄在1949年》，《文史精华》2007年第3期。）。5月19日，宋美龄、宋子良致函：“考虑到目前的局势，我们知道你在中国的生活一定很艰苦，希望你能平安、顺利。”“如果我们在这儿能为你做些什么的话--只要我们能办到，请告诉我们。我们俩都希望能尽我们所能地帮助你。”（《宋庆龄来往书信选集》，第199页。）5月26日，宋庆龄在致王安娜的函中吐露：“在过去的两个星期中，焦虑和麻烦成了我全部的生活，苦苦地缠住我不放。”（《宋庆龄书信集》（续编），第159页。）

　　虽然被上述劝说、“邀请”及强迫“所烦扰不堪”，但是宋庆龄坚定地表示“即使在遥远的将来我仍绝对不可能离开中国”。（《宋庆龄书信集》下，第168页。）当其时，宋庆龄“在上海受到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连收信、会友的自由也没有”（朱学范：《我与民革四十年》，团结出版社1990年版，第62页。），但她预计“蒋介石是无可奈何我的”（尚明轩、唐宝林：《宋庆龄传》，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第512页。）。蒋虽有挟持她的打算和计划，然而最终放弃，其原因如孙科所说：“依我看来，她留在哪里，俱无大碍。……她恋栈上海，我看事出有因，那里有她先人的坟茔，又是她生活熟悉的地方，更是国父当年革命起事的源头圭臬。至于她去了共产党那边，至多批评一下党国的政策，未必能有什么惊天之举。再说，她毕竟身份特殊，资望隆高，万一有什么差池，我们不是自找被动吗？”（佚名：《宋庆龄，1949年曾不想上北京》，《各界》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