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国历史发生巨大转变的关键时期，宋庆龄的动向备受关注。学界探讨了中国共产党邀请宋庆龄北上的始末，本文以宋庆龄1946年7月22日发表的声明为起点，到1949年11月9日从北京返回上海后发表的广播讲话为止，进一步探讨她在解放战争时期的思想变化，分析她最终决定北上的心路历程。
1946年6月下旬，美国海员工会3000名华侨会员致电宋庆龄，要求她转国民党政府主席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呼吁“立即停止中国内战，实现和平与重建中国”，“肃清空前的贪污，取消一党专政，代之以民主的联合政府”。（《美国海员工会三千华侨会员呼吁停战取消一党独裁，毛主席复电表示钦佩，并盼督促美政府停止援蒋，撤退驻华美军》，《人民日报》1946年7月1日。）受此影响，宋庆龄于7月22日发表了《关于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的声明》。这篇声明是她在解放战争时期发表的唯一一篇公开的有关内战问题的声明，代表了一个“三民主义真正信仰者的心声”（《鲁妇女界先进隋灵璧先生拥护宋庆龄氏声明，坚决反对美国以余剩物资助蒋》，《人民日报》1946年9月24日。）。
宋庆龄首先指出她发表这篇声明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她声称在抗日战争时期完全致力于战时救济工作，对政治上的论争避免发表意见，以使全国能集中注意力赢得战争的胜利；但是“今日世界战争的第一个烽火，又在我们的土地上燃烧起来了！它必须扑灭，否则那火焰将毁灭全世界！”为了制止这场灾难，任何一个“具有人类感情的人”都“应当说话了”。因此，“虽然我仍愿以全力从事救济工作，并且我不愿我的工作受到任何阻碍，然而，我觉得这时候非说话不可了”。
宋庆龄进一步指出：“目前的危机不是在国共之间谁胜谁败的问题”，而是“中国人民以及他们的团结解放和生存的问题”，因此要解决的“不是党派的权利，而是人民的权利”。如果国民党为了党派的权利而发动内战，就会给中国人民带来“混乱饥饿与破坏”，就会“见到城市和农民被隔绝”，农民就会“拥护给他们土地和减低租税的共产党”，国民党的城市就会得不到原料和粮食，从而发生“已经吞灭了许多城市的通货膨胀，将千百倍可怕于今日”。她作出结论，“国民党不能在这样的战争中取得胜利”。（《孙夫人对目前时局主张》，《人民日报》1946年8月5日。）
唯有正确实施三民主义才可解决中国问题。（参见《对于当前时局宋庆龄发表意见，唯正确实施三民主义可解决》，（《申报》1946年7月23日。）宋庆龄对三民主义的时代意义重新作了阐释：民族主义“是指中国不属于国民党，也不属于共产党，中国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民权主义“是指国民党的训政时期已经过去了，宪政时期必须开始”，中国人民“应该有自治的权利”；民生主义“是指人民不能再受饥饿，一方面让贪官污吏厚积财富，另方面使忠良官吏诉苦无门。土地问题必须合理解决”。
她指出目前正确实施三民主义要从三方面着手：其一，“国共两大党以及其他各党各派的领袖，立即组成一个联合政府”。并就此提出两点：首先，“这个联合政府的产生，必不能单由国民党指派人选，各党派必须选出他们自己的代表”。
其次，“国民党的代表也必须由党员选出，而不能由上面一个统治集团加以指派”。她特别强调：“国民党内有许多派别，而进步的党员一直没有机会发言，现在是实践民主建立民主的时候了。”其二，制定一部保障人民权利和自由的宪法。她主张：“代表从民主方式选出，他们则可进行制定宪法，这宪法将会得到人民的承认和批准。代表们必须在宪法中写上中国人民应有其不可缺少的基本自由，不要任凭那少数企图控制者反复无常，而要完全交托在人民自己的手中。”
其三，合理解决土地问题，基本方案就是孙中山提出的“耕者有其田”。她强调“这并不是共产党或外力的煽动，这是我们本身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国民党不能解决土地问题，则“人民有权利起来反抗封建主义与殖民地主义”。在此基础上，她向国民党指出其历史任务就是“领导人民，经由联合政府民权政治及土地改革，达到完全解决”。“这一个使命如能完成”，那么国民党“在任何联合政府中，无疑的都会是领导的政党，他将得到许多属于其他党派的人民的拥护，包括那些没有军队因而在谈判中也无力发言的政党”，否则“就应担负造成内战的责任”。（《孙夫人对目前时局主张》，《人民日报》1946年8月5日。）这样，宋庆龄就指出了“成立联合政府实行民主制度与土地改革的道路，是中国人民解放的道路，也就是实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道路”（《马西努谈话：国民党反动派进攻解放区是进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人民日报》1946年8月9日。）。
从以上内容来看，宋庆龄的这一声明是从国民党如何才能保证其领导地位的角度提出的。作为民主主义者和孙中山的遗孀，她对国民党抱有一种真实的情谊，期望国民党不要被历史抛弃，走三民主义的道路来“领导人民”，并且强调“在声明的发布中，绝无任何偏向”（《宋庆龄来往书信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0页。），但是由于下列各点，她的声明被视为“一个带有强烈倾共色彩的行动”（《宋庆龄书信集》上，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