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自己都在全世界各地做着践踏人权的事情，又怎么可能关心人权呢？人权问题是西方用来掩盖其对任何致力于与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对抗的组织提供支持的借口。

“支持人权”，往往是西方干涉别国内政甚至将某个国家引入内战的同义词。这已经在尼加拉瓜、古巴和智利等国家“实行”过，现在又被用来制造中国的不稳定。

“支持人权”，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也曾破坏了拉美所有的革命或群众运动（古巴除外），也曾为某些最可怕的干涉行动提供了借口，如对越南和老挝人民的屠杀罪行。

中国历来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与亚洲地区的一些西方盟友相比，中国的人权问题要小得多，也不同于西方本身对人权的侵犯。同时，中国希望通过自己善意的行动与和解的态度能够赢得别人的理解。但我们这个世界控制在殖民和后殖民帝国手中，这些帝国有着几百年的征服和镇压经验，善意与和平不会使它们减少冲突。

西方不少民众对中国越来越敌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更加认识或了解了这个国家，而是因为他们被西方持续的“宣传炸弹”征服了。西方国家组织了来自媒体和大学的数以万计的男男女女，他们唯一的职业目标就是污蔑、诋毁中国，或绘制一幅中国的邪恶肖像。反华已经成为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获得科研贷款或在新闻界向上爬的最佳途径之一。

实际上，全世界没有哪个地方逃得过西方开展的宣传。在非洲，很多人对中国深表感激。在肯尼亚，我就亲耳听到参与中资项目的数百名肯尼亚工作人员表示自己“第一次被外国人当人看”，“从来也不需要跟中国老板谈工资问题，因为他们提供的工资总是比你预想的高出三倍”。但中国在非洲（或大洋洲或世界其他地区）的形象越正面，就越要承受西方媒体的嘲讽和批评。

   非洲和其他地区的不少报纸热衷于发表西方的反华文章。因为在这些地区，凡是愿意迎合西方反华媒体论调的记者们能够获得很多酬劳，包括到国外旅行、接受“培训”以及获得奖金或者西方国家的签证。在大洋洲和东南亚同样有这样的现象。这种酬劳诱惑很大，但那些抗拒这样做的人受到的惩罚也相当严厉。

    肯尼亚前议员姆万达维罗·姆格汉加说：对于中国，人们有自己的看法。如果你到肯尼亚国内旅行，你会发现中国人在建造公路、大楼和体育场。这是一些非常好的项目。中国人非常有合作精神。人们看到中国人真正做了什么，并做出自己的评价。但肯尼亚政府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西方因为我们与中国的密切关系而惩罚我们。

    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在1965年美国推动的政变之后，在印尼杀害了两三百万人，正是美国建造了这个集中营。大部分受害者是共产主义者、少数族裔华裔人士、反对派知识分子、无神论者和教师。

    抵抗智利独裁的人们，也从来没成为诺贝尔奖的关注对象。皮诺切特的爪牙在西方的命令下奸杀掳掠，西方的机构又怎么会将百万美元的奖金授予那些想要终结这种屠杀的人呢？

    西方的媒体只敢嘲讽穆斯林的圣人，却不敢取笑我们西方崇拜的对象！我们西方的媒体允许自己，甚至是被要求取笑中国、俄罗斯或拉美的所有人物和象征，甚至于革命歌曲。而在赞美我们的反共“英雄”时，则不断地为他们铺设红地毯，为他们贴上近乎神圣的标签。

    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梅多年以来都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杀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把诺贝尔和平奖给了卢旺达的反对派了吗？根本没有这回事，尽管卢旺达的反对派领导人被谋杀、被关押，有的在总统大选之前就失踪了。因为保罗·卡加梅是我们美国的朋友，就像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一样。也许布莱尔都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但卢旺达的反对派不会。

    我们是不是该把诺贝尔和平奖给泰国的反对派呢？我们的朋友泰国政权杀害了数百名反对派人士。下令进行大屠杀的泰国总理是在英国出生和学习的。他是一个真正的“绅士”，我们的“绅士”。能给泰国反对派诺贝尔奖吗？那是在开玩笑！

   “人权”一词，已经被侵略、干涉、军事政变和随之出现的所有谋杀、酷刑和侵犯行为玷污了。如果我们想保留住这个概念，就应该对每个国家，在每种情况下都平等地使用它。那么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谁才是最大的践踏人权者。我们也会看到，什么才是“人权”的真正含义，哪些才是最基本的人权。难道不应该是生命权和自决权吗？如果是这样，那么西方不就是过去和现在最大的践踏人权行为的罪魁祸首吗？

    姆万达维罗曾经说过，很多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和人权保护组织，常常直接服务于西方在穷国的帝国主义利益。他们也在委内瑞拉、古巴和中国形成了“第五纵队”。

    如果西方真的对人权感兴趣，哪怕只有一点点的兴趣，也应该停止在国外的粗暴侵略和战争，停止在全世界支持那些最可恶的独裁政权，教训那些在全世界直接或间接犯下罪行的西方跨国公司，这些罪行大部分是针对手无寸铁的穷人，甚至更荒谬的是，针对当地那些真正的人权卫士。

    西方的权力体系中根本不存在利他主义，要想期待出现这样的情况就太可笑了。西方的权力机器极度野蛮，只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已经引发了成百上千场战争和冲突，造成了数亿无辜者丧生。

    作为和平大国的中国，对西方的扩张主义来说显然是一种威胁。西方对此感到害怕，这种害怕甚至发展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西方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做了。西方的决策者们求助于1973年在智利和1965年在印度尼西亚采取的颠覆手段来对付中国；用对付苏联和古巴的方法来挑衅和挤压中国；企图通过宣传手段在国内外诋毁中国；还进行干涉和渗透，甚至进行贿赂；还寻求通过吸引蒙古及其邻国加入其势力范围来孤立中国；甚至企图说服越南对中国采取进攻性的态度。但是都没有奏效。

    西方面对的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多年历史、地球上最伟大的文化之一的国家。西方所面对的是以前从未遇到过的人和精神。最重要的是，中国厌恶冲突。中国礼貌地倾听但坚持自己的道路，坚信自己的选择。中国的选择所追求的主要目标是让所有中国人摆脱贫困，并向全世界展示中国是如何在屈服于西方殖民者几个世纪之后重新站起来的。

    中国不会再听命于西方的摆布。大部分中国人不会再相信西方人。中国有自己的制度。他们不需要西方人告诉他们该怎么做，什么时候做。

    西方的暴怒是可以理解的。西方的武器、宣传和颠覆战术第一次显得如此无效和无能。看来西方没有能力征服或分裂中国。这方面的尝试数不胜数，比如在西方出版的有关中国的书99%是“持不同政见者”写的。但这样仍然不奏效。

    中国是很耐心的，出奇地耐心。想象一下，如果中国突然公开支持美国国内一个计划推翻美国政治制度的共产党组织，结果会怎么样？相反的是，在美国和欧洲，有数以百计的人因为有比这要轻得多的言行而入狱。再想象一下，如果中国积极地谋求孤立美国，收买和贿赂加拿大或墨西哥政府，结果又会怎么样；或者中国在距离别国首都不到一个小时航程的地方部署核弹会怎么样？

    欧洲人和美国人已经习惯了在世界其他国家做出这种不公正的行为，但如果他们自己成为受害者就会大肆叫嚣。中国似乎意识到了西方这种精神上的病态，即无力抑制自己要控制世界的欲望。但是，必须有个界限。所有破坏中国稳定的企图都将遭遇中国的坚决抵抗，中国在必要时会毫不犹豫地捍卫自己的人民和领土。

    （注：安德烈·费尔切克 该文作者为美国作家、电影导演、记者，原载2010年11月12日西班牙《起义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