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文明办副主任王世明称“尽管有老人倒地无人敢扶的现象,但这绝不是中国人的道德观”,“扶老携幼、扶危济困是中国人不容置疑的价值判断”。王世明认为,从主流上看,中国人呈现了良好道德风貌。(9月28日《京华时报》)

　王世明的这些判断,无疑十分正确。不用说,我们原本就是一个有着深厚悠久“老吾老”的道德传统的国家和民族,就是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没有这种传统的国家民族,哪一个又会公然背弃“扶老携幼、扶危济困”这种人类文明底线意义上的道德呢？

　现在的问题是,强调和仅靠“道德观”,是否足以代替、掩饰进而拯救“老人倒地无人敢扶”的尴尬道德现实？在这里,我们恐怕必须澄清这样两个基本认知:其一,从其本身的价值功能来看,“道德”并不只是一种观念、表白,而主要更是一种实践、行动。其二,从社会现实角度看,要将良好的“道德观”转化为生动鲜活的道德行动,让“道德观——道德实践”之间形成相互激励的良性互动,进而“蔚然成风”,不能仅靠道德本身、就道德论道德,还需整个社会制度环境的全面配套、支持和保障——以便由此能尽可能地降低乃至消除一个人践行道德观念、做善事做好事的道德成本和风险。所谓“徒善不足以为政”。

　回顾检讨一下,近年来愈演愈烈的“老人倒地无人敢扶”社会现象的发生机制,不难发现,该现象之所以会不断出现并蔓延,其实并不是中国人的道德观出了问题,而是践行道德观的社会环境显得过于恶劣——扶起倒地老人的社会风险、道德成本,实在是太过高昂、不能不令人在事前纠结不已以至于望而生畏。南京彭宇,扶起老人的代价是赔偿4.5万余元;而天津许云鹤更是赔偿10.8万。如果当初这些案子的法官能够不违反道德情理地妄加裁决,今天“老人倒地无人敢扶”现象,何至于会如此普遍？

　当然,除了被救者的以怨报德、不合理的司法判决之外,“老人倒地无人敢扶”背后还有许多更深的社会环境因素。比如,老年人保障水平和程度低下——“养儿防老”虽然早已不可靠,但完备便捷可靠的“社会养老”制度却又远远没有跟上。

　如果没有全面完善的社会制度环境配套、支持和保障,不仅会滋生诸如“老人倒地无人敢扶”这样的道德实践和现实,也会最终反过来日渐侵蚀、掏空“扶老携幼”的道德观。就此而言,“从主流上看,中国人呈现了良好道德风貌”的说法,其实也未必完全客观准确。更客观准确的说法或许应该是,中国人的主流道德观虽然依然没有问题,但在不佳的社会环境下,道德实践却已与道德观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矛盾、分裂。

　其实,何止是“扶老人”,在其他道德领域,中国人的道德观和道德实践的这种矛盾、分裂,同样比比皆是。比如慈善领域,看看“郭美美事件”后的网络调查——“77.67%网友表示不会再给红十字会捐款”,便不难一目了然。再如,在排斥假劣(商品、文凭、论文)、反腐败领域,“既不齿又参与”“既痛恨又艳羡”的道德矛盾、分裂,何尝不在许多国人身上普遍存在？(张贵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