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曾国藩诞辰200周年，9月3日，首届海峡两岸曾国藩学术研讨会在曾国藩的家乡湖南双峰举行，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对曾国藩的纪念活动。
从百姓口中的“曾剃头”到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口中的“汉奸侩子手”，在大半个世纪里，曾国藩一直顶着骂名。直到唐浩明的历史小说《曾国藩》畅销，让据说早已被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的曾氏开始“咸鱼翻生”，声名再度显赫，有关曾国藩如何赚得封侯拜相的“成功学”与权术、风水、命相之说，也因此转眼间成为街头巷尾永不过时的谈资。
在“曾国藩热”的背后，穿越一个世纪的时光，我们应如何重新发现这位晚清重臣？带着这个问题，南方日报记者采访了《曾国藩》作者唐浩明，《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作者张宏杰，曾国藩研究会副会长、湘潭大学历史学教授王继平，中南大学教授、曾国藩的同乡孟泽，逐一撕下附在曾国藩身上一个世纪的标签。
标签一：曾剃头
他对“纲常名教”的敌人绝无悲悯之情
2007年，南京曾考虑在莫愁湖复建曾国藩纪念牌坊，但南京博物院一位专家却对复建牌坊持谨慎态度，原因是“涉及曾国藩的历史评价”，最终这件事不了了之。
在南京的许多论坛里，流传着一篇帖子，名为《曾国藩的南京大屠杀》，指出太平天国“天京之战”中，曾国藩的湘军日屠杀量甚至超过了日军，而曾国藩也由此被冠上了“曾剃头”、“曾屠户”等称号。但另一方面，曾国藩却被青年毛泽东嘉许为“予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
对于同一场战役，却有着截然相反两种评价，这在历史上当属罕见。
一个多世纪后，我们当如何重新看待“曾屠夫”？孟泽说，“曾屠夫”并不完全是曾氏被妖魔化以后的命名，其实也表明了他所谓的“霹雳手段”、“乱世重典”在今天看来的反人道性质。曾氏虐杀李秀成，他的老友刘蓉在四川“凌迟”处死石达开，在很多时候，他们对于在绝望的饥寒中以血肉之躯作为抵押来抗争的人们，并无恻隐之心，对于他们所认定的“纲常名教”的敌人，他们也绝无悲悯之情。然而，我们所在的世界，或者说我们所乐于认同的世界，已经不是需要通过“名教纲常”来维护的“家天下”了。
但心狠手辣，帮助满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能否成为曾国藩的一大症状？孟泽和张宏杰都强调，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称曾国藩为“汉奸侩子手”却全无道理。对于曾国藩的评价与对于太平天国的评价仿佛是两个磁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太平天国都代表“中国革命史”的重要一环，站在对立面的曾国藩也不得不被树立成“魔头”的形象。
“如果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资料稍有涉猎，就会发现，如果太平天国真正统一了中国，洪秀全真的引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那后果是非常可怕的。因此，‘汉奸’的评价只是那个时代、那种政治氛围的产物，如果范文澜活到今天，估计他也会推翻自己的结论。”张宏杰说。
标签二：清官
他自身清廉，却用公款请客送礼
张宏杰在《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中为曾国藩算了一笔经济账。在现存的资料中，他找不到任何一笔曾国藩把公款装入自己腰包的记录。“他终身生活俭朴，‘夜饭不荤’。晚年位高名重，其鞋袜仍由夫人及儿媳女儿制作。”及至身后，曾国藩只剩下两万两存银，在晚清时代算得上相当清廉。
曾国藩官拜两江总督，这个职位在历史上还有一个更加通俗的称呼“天下第一肥缺”，但曾国藩的起居却穷得像个京官。外国人戈登在同治2年见过曾国藩，让他惊讶的是，曾国藩“穿着陈旧，衣服打皱，上面还有斑斑的油迹……”曾国藩的幼女曾纪芬曾回忆道：“先公在军时，先母居乡，手中竟无零钱可用。”
孟泽曾经到过离湘乡县城80公里的乡间参观曾氏故居“富厚堂”，“那是一所在乡间算得上宽大的房子，却也想象不出当年的奢华，院墙是土夯成的，所有的房间几乎没有任何装饰的痕迹”。然而，当时身为封疆大使的曾国藩，却为弟弟花钱七千串修建如此的府第而感到自责，自以为无颜面对父老乡亲，而曾国藩真正的出生和成长地是“白玉堂”和“黄金堂”，那更是名不副实的乡间普通住宅而已。
“一种类似于禁忌的文化自律让曾氏位极人臣却渴望与百姓保持相同的简朴俭约，除此之外，对他来说显然并不存在别的约束。”孟泽说。唐浩明也认同这个观点：“他没有受贿过”。
但正如老话所说，水至清则无鱼，如同海瑞那样清廉得一尘不染的官员只能被当成是道德模范让人顶礼膜拜，但却办不了实事，也注定成不了大事。《曾国藩的正面与反面》作者张宏杰说：“曾国藩的佚事中缺少‘囊橐萧然’、‘贫不能殓’这样容易涌动人悲情的极端化情节。”张宏杰形容曾国藩不比海瑞，他不是“自虐狂”，在曾国藩为官的终身，对官场的明规则和潜规则都十分的尊重，庆吊往来，礼数周到。“他晚年成为总督后，和当时大部分的官员一样，送礼请客，很多时候用的也是公款。”
“应该说他是一个很能干的人。”唐浩明这样看待曾国藩这个“非典型清官”，他把钱都用在了公务上，而非进了自己口袋。“历朝历代，皇权政治的坍塌，往往是从贪开始的。从这一点看，曾国藩堪称‘补天’之人。”孟泽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