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三岔口”

　　这时，孙露山和刘增厚终于找到了一个策反鞠庆珍的机会。

　　鞠庆玺被捕后，被关押了4个月，地下党组织几次营救，却因为国民党海军司令部接手此案而告失败，最终于12月20日被杀害。孙露山等人认为，有此“家仇”，对鞠庆珍会造成大的刺激，正好借机进行策反。

　　1949年1月的一天，王子良、刘增厚和孙露山三个地下工作者一同来到鞠庆珍家，借吊唁鞠庆玺之机，向鞠庆珍“摊牌”。

　　可巧，那一天，张大发也在鞠庆珍家，同在的还有鞠庆珍的亲信张杰。

　　张大发已经记不清那一天的具体日期，只记得是农历腊月，离春节也不算远了。那个时期的青岛，处处是战争在即的紧张气氛，没有一点儿要过年的红火景象。

　　(下转第20版)

　　（上接第17版）

　　张大发回忆，鞠庆珍招待几个客人在家吃饭，这顿饭的气氛起初有些压抑。几个人无非是借着酒宽慰鞠庆珍几句。而鞠庆珍则几乎没什么话。

　　在饭桌上，张大发明显感觉到王子良那三个人藏着什么话，几次欲言又止。

　　酒过三巡之后，聊天的气氛才放开了。孙露山忽然挑起了话：“二哥（鞠庆珍排行老二），大哥不明不白地就被杀了，这个仇一定要报！”

　　鞠庆珍却沉默良久，叹了一句：“谈何容易啊！”

　　“这个仇是国民党造下的，要报其实也容易。”孙露山接着说。随后，孙露山亮明了身份：“我是胶东军区政治部联络部的特情，二哥要报仇的话，咱们一块开着黄安舰到解放区去。”

　　张大发说：“那时我还不知道‘特情’是什么意思，但猜得出孙露山是共产党。说实话，当时真是吓了一跳。”

　　鞠庆珍却非常镇定。他看了看孙露山，又把目光转向了王子良和刘增厚。底牌已经摊开，这两个人也不再隐瞒：刘增厚和孙露山一样，由胶东军区政治部联络部领导，王子良则隶属于中共青岛市委。

　　话说到这个份上，鞠庆珍忽然笑了：“我的关系在胶东区委统战部。”

　　张大发被酒桌上一个接一个让他震惊不已的消息搞得有些发懵，以至于记不起此后的情形，只记得几个人之后就接连碰杯，喝了不少酒。

　　“那天就和戏里的‘三岔口’一样。几个人暗地里隔空摸索了半天，最后才发现竟是一家人。”张大发笑着说。

　　其实，鞠家一门五兄弟，庆玺、庆珍、庆瑛、庆璞、庆琢早就先后加入了共产党，在青岛的不同岗位上进行着地下工作。其中鞠庆玺和鞠庆珍还分别当上了国民党海军炮艇艇长。只是他们潜伏时间更久，行事之谨慎远非王子良等刚参加地下工作的人能比。除了上线中共胶东区委统战部外，再无人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鞠庆珍没有展开工作，相反地，他所虑更深。

　　鞠庆珍到黄安舰后，先是把自己原来的属下、炮艇航海下士张杰调到了黄安舰，当上了航海军士长。到1948年底时，黄安舰基本完成整修，需要试车时，鞠庆珍又给黄安舰安排了周文竹、张金诺、王书恩等7名技术工人。这些人，全是鞠庆珍考察多年的发展对象，可以充分信任。

　　如此一来，黄安舰的航海和轮机部门都安插进了鞠庆珍的亲信之人。这些人虽然也不明确鞠庆珍地下党员的身份，但关键时刻，只要鞠庆珍振臂一呼，他们都可以毫不犹豫地予以响应。

　　当时，酒桌上6个人，只有张大发还没想过起义的事。鞠庆珍当场非常严肃地问了张大发的态度，张大发当即就说：“干！这个窝囊的国民党兵我也不想干了，咱们一块投共产党！”

　　至此，黄安舰上的几路地下工作者兵合一处。经上级党组织研究，决定由鞠庆珍、王子良、刘增厚和孙露山4个人成立起义领导小组，统一归中共青岛市委领导。起义由鞠庆珍负责指挥，王子良与陈坤全保持单线联系。

　　而经过三条线上的地下工作者此前各自的工作，黄安舰上的航海、轮机和枪炮三个要害部门可以说尽在掌握了。

　　起义的条件已经具备，需要等待的，就是一个恰当的时机。

　　危险迫近

　　虽然起义的时间还没有确定，但谁都清楚，这一天越来越近了。陈坤全向起义领导小组传达了党组织的指示：当前的任务是安全潜伏，表面上要更加“灰色”，不能操之过急。起义人员之间在平时要疏远，做好本部门的官兵工作。每个同志要根据组织决定行事，不得随意行动。

　　陈坤全的这番话其实很有针对性。袁丽峰回忆，陈坤全在事后曾谈起，黄安舰起义之前，他最担心的恰恰是一直同自己单线联系的王子良。那时王子良起义心切，工作热情很高，但秘密工作经验严重不足。再加上此前的起义准备还算顺利，因而容易放松警惕，很可能暴露。

　　恰如陈坤全所预料，王子良热切地投入到起义工作中，却容易忽视秘密工作的风险。

　　就在起义领导小组成立后不久，王子良向陈坤全汇报了一个自己“十拿九稳”的发展对象——黄安舰轮机长刘彦纯。当时，刘彦纯正在和王子良弟媳的妹妹潘素娟谈恋爱，王子良夫妻还是两人的介绍人。潘素娟也是个有进步思想的青年，完全可以通过她把刘彦纯拉过来。

　　但详细了解之后，陈坤全却发现，王子良并不掌握刘彦纯的政治倾向和思想动态。而刘彦纯的身份和经历也比较特殊，他毕业于葫芦岛海军学校轮机专业，是黄安舰上为数不多的受过正规海军教育的专业军官，很受器重，年仅25岁就已经是少尉军衔，掌管着黄安舰的要害部门。策反他会有难度，而且风险很高。

　　已经箭在弦上的黄安舰起义，容不得半点纰漏。陈坤全拦住了王子良的计划，但也没有否定这个设想，他给王子良指点了另一个方案：刘彦纯的这个线索不能断，可以加强感情联系，但起义之事万万不能和他讲，要留待起义之时再突击发展。届时，如果他同意参加起义，则增加了胜利的砝码，如他不同意，那么还有处置措施，不至于事先暴露起义计划。

　　王子良依言而行，刘彦纯也最终在王子良和潘素娟的劝导下，在起义前的最后一刻加入了起义者的行列。

　　不过，王子良平时的言行，已经引起了黄安舰舰长刘广超的怀疑。

　　刘广超是国民党海军中的顽固分子，他的弟弟刘广凯是当时国民党海军的少壮派代表，时任海防第一舰队旗舰长治舰的舰长。国民党溃逃台湾后，刘广凯还曾担任海军司令。

　　鞠庆珍曾经冒险试探过刘广超。一次闲聊中，鞠庆珍故作忧心忡忡地说：“现在长江以北基本都是共产党的了，恐怕青岛也守不住。据说共军准备封锁青岛港，我们要是出不去，不如就过去算了。”

　　结果，刘广超脸色一黑，当即把鞠庆珍劈头盖脸斥骂一通。好在鞠庆珍是通过刘广超的关系进入黄安舰，一直被刘广超当做嫡系，他又急忙周旋解释，这才没有被“军法从事”。

　　但对王子良，刘广超却有了深深的戒备之心。

　　1949年1月，春节前夕，黄安舰上的军官聚餐。酒酣耳热之时，刘广超忽然点着王子良说道：“听说你有个朋友常到舰上来，散布国军吃败仗、要逃跑的消息，你也是牢骚不断，还宣传共产党的主张？”

　　王子良的反应也够机敏，借酒遮面赶紧解释，确实有个朋友上过军舰，他是上海来的商人，也真的说过咱国军总打败仗，那是怕共军打到上海分他的家产。我发牢骚，是因为在海军干了多年，才混个准尉，连老婆都嫌我没出息。至于说给共产党宣传，那肯定是有人告刁状。

　　这个解释还算说得过去，刘广超也没再说什么。但是没过两天，刘广超就对鞠庆珍说：“王子良不可靠，找个理由把他调走。”

　　种种迹象表明，国民党海军已经对黄安舰上的地下工作有所察觉。危险在一步步迫近。

　　元宵夜，起航

　　1949年1月下旬，黄安舰检修完毕，并且安装了25毫米、13.5毫米高射机关炮各两门，再装上主炮，它就是一艘完整的军舰了。

　　张大发告诉记者，黄安舰虽说不算大，主炮可不小，那是一门四寸七口径的大炮。换算成公制单位，大炮的口径足有120毫米，比当时陆军的主装火炮还要大。作为水兵，黄安舰上下都很期待一睹这门主炮的真容。

　　可是，运到舰上来的不是大炮，而是源源不断的柴油、粮食等等物资，前后总共装了有300吨，甲板上都堆得满满当当。

　　有一天，刘增厚在国民党海军运上黄安舰的物资中竟然发现了一整箱的手枪。他虽然是枪炮官，但主管的是舰炮、机关炮和高射机枪，黄安舰上只有几个高级军官配有个人武器。缺少枪支一直是起义人员的一大顾虑。这下子天遂人愿，刘增厚当即就把那箱手枪偷藏了起来。

　　可是，运来这些物资做什么用呢？难道国民党海军要把黄安舰改成运输舰吗？确实如此，当时国民党海军已经开始部署从海上南逃了。

　　进入2月后，满载物资的黄安舰又进行了一次试航。5日试航回来，停靠在造船厂码头。鞠庆珍在码头上遇见舰长刘广超。刘广超给鞠庆珍下令：“舰马上要离港，上面批了就走。现在开始备航。”

　　2月7日，刘广超明确告诉鞠庆珍：上面已批准黄安舰于9日离开造船厂到前海抛锚待命。

　　闻听此言，鞠庆珍喜忧参半。

　　喜的是，黄安舰奉命离港到前海抛锚，大概是要为其它军舰腾出码头装载物资，然后在前海编队南下。青岛港位于莱州湾的环抱之中，前海则在莱州湾之外。到了这个位置，实际上已经脱离开停泊在青岛港的海防第一舰队，实在是进行起义的天赐良机。

　　忧的是，国民党海军南撤的命令很快就会下达，起义必须在这之前，可以说迫在眉睫了。而这时，起义领导小组实际上还没有详细的起义计划。

　　当天晚上，鞠庆珍就把起义领导小组和他已经发展的张杰、张大发等人找到了一起，紧急制定起义计划。

　　首先是起义时间。9日黄安舰到达前海，四天后，2月12日就是元宵节。这天全舰放假，舰长肯定不在舰上。舰上管理松散，当晚就是起义的最佳时机。

　　其次是起义的目的地。张大发说，当时长江以北除青岛之外的海港，几乎都已经解放了。北上，仅在山东境内就有众多港口，乳山、威海、烟台，这些地方还是老革命根据地。但几个人商量之下，最终决定南下连云港。这样，即便被敌人发觉，还可以用“南撤”的名义蒙混过去。

　　至于敌人发现黄安舰起义后的追击，张大发回忆，大家对此倒是不太担心。黄安舰的航速能够达到16节（1节＝1海里/小时＝1.852公里/小时），整个海防第一舰队没几艘军舰比它快。再说，那时候军舰从备航、启动到驶出码头，至少要四五个小时的时间。这时候黄安舰都跑了有上百海里了，谁也追不上。

　　众人比较担心的倒是美国军舰会不会横拦一杠子。当时，美国第七舰队的30多艘军舰也停泊在青岛前海，他们如果阻拦，黄安舰就插翅也难飞了。

　　鞠庆珍告诉大家，他当炮艇艇长时，曾几次率艇从美国军舰旁驶过，美国人一般不予理会，至多是打旗语询问一下情况，我们随便答复一下就行。“眼下这当口，美国佬才不愿管闲事呢。”

　　张大发说：“鞠庆珍说得大家一阵笑。其实他是在给大伙宽心，谁敢保证美国人会有什么举动啊？但是起义已经箭在弦上了，放手一搏吧。”

　　这次会议之后，王子良向陈坤全汇报了起义计划，得到批准。刘增厚也通过张庆颐把起义计划上报胶东军区，并请上级协调连云港方面做好接应。

　　万事俱备，只待东风。

　　驶向光明

　　1949年2月12日，元宵节。

　　一切都按照起义领导小组的设想进行着。一大早，舰长刘广超草草点卯后，就坐着汽艇登岸回家过节了。他哪里想到，这一去，就再也不会有机会回到黄安舰上了。

　　鞠庆珍和王子良本被安排留舰，但他们向值班副舰长刘振东请假，以过节团聚为名，登岸接家属上舰。刘振东不但照批，还搭了个“顺风车”，让他们把自己的老婆孩子也接到舰上来。

　　王子良把自己的妻子袁丽峰和刘彦纯的未婚妻潘素娟都接上了黄安舰。当天下午，他们成功地突击发展了刘彦纯。

　　鞠庆珍不但接了自己的妻子，还带来了两个起义的得力帮手。一个是他的表哥王德隆——一位在青岛海域行船几十年的老渔民，做引航员；一个是中共地下党员田秉吉，技术熟练的轮机兵。

　　返舰的途中，鞠庆珍还巧遇了张大发的弟弟张大同。心念一动，鞠庆珍招呼张大同：“我带你到军舰上玩吧。”张大同时年只有16岁，一听说能上军舰，当即乐开了花。机缘巧合之下，让他成了黄安舰起义队伍中年龄最小的一员。

　　元宵节之夜，乌云遮月，海面上风大浪急。忽然而至的风云变幻，倒给起义增添了有利条件。

　　起义领导小组和起义骨干共18人聚集在黄安舰前舱，召开了最后一次碰头会。因为全舰在放假，其余人员或在食堂吃喝，或在住宿舱闲聊，根本没人留意到这次黄安舰上最大规模的起义人员聚集。

　　起义行动由鞠庆珍统一指挥，他把起义的详细计划讲述了一遍，并分派了每个人的任务。然后，刘增厚打开自己偷藏的武器箱，从中取出手枪，分给每个人一支。

　　晚上8时30分，起义正式开始。

　　刘增厚和王子良端着枪，一把推开了副舰长的舱室。黑洞洞的枪口下，刘振东一家错愕万分。王子良向他宣布了黄安舰起义，随后把这一家人关进了锚链舱，由袁丽峰负责看守。一同被关的还有报务官宁德辉和报务员吴胜明，张杰等人已经控制了通讯室，切断了黄安舰的一切对外联系。

　　几个被关押的人，事后也都随起义人员加入了人民海军。张大发说，宁德辉还曾抱怨，他要是早知道起义的事，肯定一块干。可在起义之时，控制住这几个人却是必须的举措。

　　与此同时，黄安舰甲板上的两个执勤的士兵被缴了械。王德隆和田秉吉守住了士兵舱的舱口，鞠庆珍走了进去，向全舰士兵宣布了黄安舰起义。

　　黄安舰满编是124人，当时留在舰上的有62人。元宵节留舰人员的名单，其实是鞠庆珍早就利用舰务官的权力安排好的。这些人中，除了起义骨干，就是和起义骨干私交甚好的弟兄，或者是经过观察可以争取的对象。

　　鞠庆珍那里宣布起义，号召士兵们参加，暗藏在人群中的张大发、周文竹、张金诺等起义骨干带头响应。事先完全不知情的士兵们先是惊愕，马上又群情激昂，所有人都作出了改变他们一生的同样的选择——起义！短短几分钟，黄安舰起义人员就控制了全舰。

　　晚8时50分许，黄安舰拔锚起航。

　　在不远处停泊的美军第七舰队桅杆林立，黄安舰就从美国军舰的缝隙中穿过，最近时，几乎是擦着美国军舰的船舷。黄安舰以缓慢的速度，从容、镇定地驶过。鞠庆珍还命令打开全舰灯光，一路走得堂而皇之。美国军舰真的未作任何理会，就把黄安舰放了过去。

　　但是，刚刚穿过了美军舰队，一艘美舰上却忽然发来灯语，询问黄安舰的去向。黄安舰回答：“这里风浪太大，去竹岔岛（青岛以南一处港湾）避风。”美舰再没多问。

　　待到脱离了美舰视线，鞠庆珍马上下令全舰灯火管制，全速前进。

　　夜色笼罩着波涛翻滚的大海，海天漆黑一色。黄安舰开足马力，向着光明的彼岸疾驰。

　　“鸣炮”相迎

　　1949年2月13日，凌晨四时许，天色微明。黄安舰一夜飞奔，连云港终于近在眼前了。

　　鞠庆珍下令打开全舰灯光，准备与岸上进行联络。

　　信号还没有发出，一发岸上打过来的炮弹忽然在黄安舰旁落水，轰隆一声炸起冲天水柱。这下轮到黄安舰上的起义官兵惊愕了，难道解放军不接受我们？

　　黄安舰马上发信号，按事先约定，黄安舰的汽笛和灯语都为“三长两短”。

　　可岸上的回应又是一发炮弹。情急之下，鞠庆珍命令信号兵，直接用通用灯语表明身份，又命人撕下一张白床单，直接挂到桅杆上。还是没有用，岸上的火炮还在一发接一发地向着黄安舰射击。

　　鞠庆珍急了，冲着一直负责联络的王子良大骂起来。袁丽峰回忆，那时候黄安舰的甲板上摆满了整桶的柴油，只要挨上一发炮弹，就会引爆全舰。

　　王子良也急了。他当即请缨，自己坐救生艇去岸上联络。炮弹还在不断飞来，这时候乘着救生艇下海，真有些赴汤蹈火的意味了——就算没被炮弹击中，爆炸击起的浪头也能把救生艇掀翻。情况危急，一时也没别的办法，鞠庆珍命令两个熟练的水手，操着救生艇送王子良上岸。

　　救生艇开出没多远，岸上的炮击忽然停止了。原来，连云港的驻防部队刚刚换防，交接之中，接应黄安舰的任务并没有传达到执勤战士处。

　　刚刚接手保卫连云港任务的执勤战士，上岗第一夜就发现了“敌情”：一艘军舰靠近了港口。那时候，解放军还没有海军，一艘军舰也没有。战士当即认定来舰是敌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打了再说。就这样“咣咣咣”地前后打了八炮，幸而没有命中。

　　炮声惊醒了连云港的港务人员，他们看得懂灯语，获知黄安舰已经起义，赶紧将这一消息汇报给驻军。

　　与此同时，知晓近期会有国民党起义军舰来港的部队首长，也已经急令莽撞的士兵停止射击。

　　王子良等人顺利到岸，见到了驻军领导，误会顿消，化解了一场虚惊。

　　忆及此事，张大发笑着说：“当时可把我们吓得够呛。可事后大家又开玩笑，没打中黄安舰的这八炮，算得上迎接我们起义的礼炮了。”

　　黄安舰抵达连云港的第二天，即1949年2月14日，新海连特区（连云港当时的名称）党委书记谷牧接见了鞠庆珍、刘增厚等黄安舰起义领导人员。接着，召开了隆重的欢迎大会。

　　2月16日，周恩来亲自拟写中央军委致华东局的祝贺电报，高度评价起义成功——“庆祝你们争取敌军舰黄安号反正胜利”，“这是实行毛主席所规定之1949年争取组成一支可用的海军的首先响应者”，“请转知该舰全体人员予以嘉奖”。

　　黄安舰起义后，国民党连续两天派出多架飞机到连云港码头侦察、轰炸。由于当地解放军陆军部队配合黄安舰反击、保卫，未被击中。随后，黄安舰转移到苏北码头，伪装隐蔽。国民党空军虽又多次侦察、寻找，均未发现，黄安舰得以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

　　首举义旗的黄安舰，列编归第三野战军第三十二军领导，成为人民解放军建军以来第一艘战舰。

　　在黄安舰起义之后半个月，国民党海军的核心主力重庆舰也举起了起义大旗。紧接着，国民党海防第二舰队起义……

　　1949年4月23日，华东军区海军在渡江战役的炮声中宣告成立。黄安舰与在渡江战役中起义的海防第二舰队各舰等，成为人民海军第一批战舰。人民的海军由此诞生，从最初的沿江、沿海直到驰骋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