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了解到，一种新型狂犬病疫苗接种方法“2-1-1”正在我市推广，狂犬病疫苗接种将由5次减为3次。　　（9月19日 《京江晚报》）

　狂犬病疫苗接种由5次减到了3次（5针减为4针），节省了接种者“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虽然只是相关交通费和误工费，这在人用狂犬病疫苗的研制与应用已然走在世界前列的中国，无疑是个更上层楼的捷报。然而，这个“新的突破”，能否改变国内狂犬病防治工作的根本进程？恐怕难以乐观。因为事实证明，在一个路径选择本身就可能存在问题的征程中，里程碑或许只意味走得更远的歧途。

　“事实”可以用一组数据清楚表明。公开资料显示，中国早已是全球狂犬病疫苗的头号生产国和使用国，每年产销量均达1500万人份以上，超过全球80％的份额，相关总费用超过100亿元（其中绝大部分最终由被狗咬伤的老百姓在接种疫苗和抗血清时买单）。而与之相对应的是，近十年来中国狂犬病的发病率（即死亡率）一直维持在每年超过2000人的高位，仅次于印度位居全球第二。付出世界第一的代价，换来世界倒数第二的效果，这是中国防治狂犬病无可回避的尴尬。

　按照有关专家分析，问题与相关路径选择有莫大关系。狂犬病是病死率最高而发病率较低的传染病，WHO狂犬病专家认为，大规模的犬类接种控制传染源，是防治狂犬病的最有效措施。有证据表明，对某一地区70％的犬进行持续有效的免疫，可以切断狂犬病的传播。为此，全球大约150个有报告的国家或地区中，有约一半已基本消灭了狂犬病，英国更是在1903年就消灭了此病并一直保持至今。然而，让世界各国狂犬病专家们都费解的是，中国狗用疫苗的覆盖率尚不足20％。

　是犬类接种比人类接种花费更大？事实恰恰相反，狗用狂犬病疫苗的单价往往不及人用疫苗的十分之一。专家测算，达成我国犬类70%以上的免疫覆盖，每年总费用只需5—7亿元；而依照现行“以人为主”的防治策略，如果全国所有的狂犬病暴露后病例均得到预防处置，则每年约需245亿元。一个吊诡的利益考量是：从社会投入和消耗看，前者的性价比远远高于后者；但倘若把狂犬病防治当做一个市场，则选择后者显然有更广阔的获利空间。

　值得商榷的狂犬病防治，是否就是受了人用疫苗产业链的利益绑架而步入歧途，似乎难下定论。但另一方面可以断言的是，中国狂犬病的防治尴尬还源于体制之困。目前，国内的狂犬病防治属多头管理，涉及到卫生、农业、公安、药监等部门。多头管理除了极易造成“名义上都管，实际上都不管”外，还导致了卫生部主管的“人类接种”狂飙突进，农业部主管的“犬类接种”停滞不前。而由于缺乏统一规划，后者又一再成为前者的原因。

　“狗咬人”不是问题，但是当农业部管的狗咬了卫生部管的人，问题便就此“中国式”地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