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有人问他中国内乱不止的原因时，他的回答，不出佛教的因缘。他总是说，国家蒙受苦难，来自恶魔降世，除非将诸魔孽斩杀，否则不能终结苦难。也许，这位虔诚的佛教徒认为自己可以充当降魔杵。如今有一些证据表明，1928年底，他曾经试图恢复他的势力，为此还联络张宗昌向日本求助。(杨天石：《张宗昌穷途作乱，段祺瑞暗中支持》，《档案与史学》1997年第5期)

然而，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段祺瑞不得不面对生活上的压力。他的积蓄不多，为了量入为出，如今每月的日常开支，如柴米油盐以及烟圈茶叶之类，都要一天一天记在账本上，每月送他过目。家里的佣人是早就裁减了的，以致于有一段时间老部下昼聚夜散前来效力。(王楚卿：《段祺瑞公馆见闻》，《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

“三·一八”的鲜血似乎已经渐渐淡去，没有资料可以探究段祺瑞后来对此事的想法。不管是谁下令开了枪，不管是不是激进的党人们利用了青年的热情，不管是不是苏联人在背后使力，有一关是迈不过去的，那便是惨案发生后，《清华周刊》刊发的周传儒的质问：“纵令不为学生，而为暴徒，不为外交，而为内政，不为请愿，而为袭击，不为协作，而为破坏；以政府之威力，卫队之众多，阻之，驱之，捕之，何所不可？奈何对此数千赤手空拳之男女学生，竟下毒辣手段，索其性命，残其肢体，使之血肉横飞，亲朋惨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