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北京学生总会、北京总工会等八十余团体，发起了“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定于3月18日上午在天安门集会。

事实上，接到通牒的当晚，内阁成员们即刻开会，并复文由外交部秘书送至荷兰使馆，亲交荷兰公使欧登科，并请他转达各关系国公使。这就是“执政府外交部致首席荷使函”，称通牒内容“本政府视为超载《辛丑条约》之范围，不能认为适当”，也就是说，段祺瑞的外交部已经拒绝了八国通牒。这发生于3月17日早间。当日午夜，学生代表到要求面见内阁总理贾德耀，在贾宅索阅了外交部的原稿，认为过于软弱，要求北京政府尊重民意，根据第二天国民大会决议案向八国公使严重提出抗议。

惨案发生后，内阁已经动议辞职。但据《时报》报道，“总理贾德耀亦以西北要人之态度如何，尚未得知，在考量中”。这位“西北要人”显然是1月初下野的实力派冯玉祥。

19日，天空飘起了大雪，掩盖了执政府门前的斑斑血迹。北京城里却是气氛紧张，各方都在开紧急会议。普里马科夫和他的同伴去见了国民军京畿首脑李鸣钟，他们提议解除总统卫队的武装，剥夺总统的权力。当李吞吞吐吐表示自己无能为力，并不愿介入此事时，苏联的军事顾问们觉得是撤换警卫司令的时候了。于是，他们又去了李大钊家，见了前一天大会主席团的李大钊、徐谦、李石曾等人。苏联顾问做出决定，在国民军撤出北京之前，“赶走段祺瑞，粉碎‘安福俱乐部’。为此，必须劝导冯玉祥，要他召回李鸣钟，任命天津前线总指挥鹿钟麟为警备司令”。苏联顾问的计划被在场的人接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