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六二六”指示催生中国“赤脚医生”

　　对农村有一点文化的青年进行医学培训，上海市动手较早。“赤脚医生”的叫法，就是首次在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出现的。原来，这个公社于1965年夏就开始办医学速成培训班，学期四个月，学的是一般的医学常识以及对常见病的简单治疗方法。学员学成后，回公社当卫生员。在第一批学员中，有一个叫王桂珍的，来自江镇公社大沟大队。在学习中，她十分刻苦。后来她自己回忆道：

　　我连中学的门都没进过，比方那些化学元素符号，还有什么“大于”“小于”……老实讲，一下子真搞不懂。那时候我自己挺能吃苦，学得挺认真。老师让晚上9点熄灯，我拿个小的手电筒在被子里看到夜里12点。

　　由于王桂珍在班上学得认真，很快就掌握了一定的医学知识。结业后，她被安排在江镇公社当卫生员，是该公社第一批28个卫生员之一。这些卫生员实际上仍是公社一级卫生院的实习医生，或者是护士、护理员，农民生病还是要到公社卫生院来。换句话说，公社培养的卫生员还是没有像过去乡村游医那样走村串户到农民家中去给农民治病。但王桂珍结业后却与别人不一样，没有选择待在卫生院等农民上门治病，而是背起药箱，走村串户甚至到田间地头为农民们治病。农忙时，她也参加农业劳动。

　　开始，农民们并不相信王桂珍能治病，说，做一个医生要学好几年，这个黄毛丫头只学了四个月就能当医生？但王桂珍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一个病人牙齿痛，她要给病人针灸，病人不敢，怕痛，她就先给自己扎。经王桂珍治好的病人越来越多，大家开始宣传她，找她看病的人也越来越多，她开始在农民中有了声望。此外，王桂珍和同伴们还在村边一块坡地上种了100多种中草药，在村里专门建了土药房，利用自己有限的医疗知识，想出各种土洋结合的办法，让身边的老百姓少花钱也能治病。

　　与王桂珍事迹类似的还有另外一人。他叫黄钰祥。黄钰祥1953年毕业于苏州医专。20世纪60年代初，他和妻子张蔼平相继被分配到了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卫生院工作，直接为农民治病。这使得他对农村缺医少药和农民看病难的状况有了深刻的了解。

　　当时的江镇公社卫生院的条件极差，就是一幢租的民房，没有高压蒸汽消毒设备，连高压锅都没有。针筒等最基本的医疗器械是用煮沸的方法消毒。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黄钰祥仍然想尽各种办法为农民治病。他在认真为当地农民服务的同时，也注意以自己所学教卫生员医学知识，以便有更多的人为农民治病。毛泽东的“六二六”指示发出后，他开始积极参与江镇公社培养乡村卫生员的工作。他也就成了包括王桂珍在内的第一批农村医学速成培训班学员的老师。同时，他也经常下乡为农民治病。

　　王桂珍、黄钰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做法，深受当地农民的欢迎。当地农民因多种水稻，平时劳动时是赤脚下水田的，所以当地农民早就有一个朴素的观念——“赤脚”和“劳动”是一个意思。当地农民见王桂珍经常在为农民看病之余也参加一些劳动，就称她为“赤脚医生”。实际上，“赤脚医生”就是既要劳动也要行医的意思。正如黄钰祥所说：“赤脚医生”是在农民中自行叫起来的。

　　王桂珍、黄钰祥这种类似过去乡村游医一样走村串户，甚至到田间地头为农民治病，农忙时也参加部分农业劳动的方式，虽然得到了当地政府的肯定和宣传，但也只是放在“学雷锋”的范畴来宣传。因此，他们的事迹仅在上海基层范围内传播。至于“赤脚医生”这个词，更没有成为宣传重点，也不为全国人民所知，自然也不为毛泽东所知。

　　情况到1968年有了改变。这一年，上海川沙县和市卫生部门宣传王桂珍、黄钰祥的事迹已经近三年了。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沉淀，他们的事迹经受了考验，也有了一些值得在更广范围内推广的经验。于是，上海市派出记者前往川沙县江镇去调查、采访。采访中，思维敏捷的记者们意识到，王、黄二人的做法与毛泽东几年前作出的指示以及他所提倡的方式是契合的。因此，他们没有把采访结果写成一般性的报道，而是写成了一篇调查报告。在写作过程中，记者们对他们的事迹做了认真分析，觉得他们的做法是契合毛泽东指示精神的。调查报告把本来就有着内在联系的毛泽东指示和王、黄二人的事迹进行了深入发掘和说明。在写作过程中，记者们对文字精益求精，尽可能使文字生动活泼一些，并首次使用了农民创造的“赤脚医生”一词，还直接将它用到标题上，题目最后定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

　　1968年夏，上海《文汇报》在重要位置上发表了这篇调查报告。该文发表后，立即引起中央宣传部门的重视。当年9月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三期和9月14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这篇调查报告。文章先后在三个重头报刊上发表，自然引起了广泛关注，特别是这篇文章第一次把农村“半农半医”的卫生员称为“赤脚医生”，让人耳目一新。

　　文章也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毛泽东仔细阅读了9月14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这篇文章，并批示道：“‘赤脚医生’就是好。”

　　在那个年代，毛泽东的批示就是“最高指示”。毛泽东的批示下达后，立即转化成各级党政部门的行动。从此，“赤脚医生”成为“半农半医”的乡村医生的特定称谓。按此思路，全国各地在县一级已经成立人民医院、公社一级成立卫生院的基础上，在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一级设立了卫生室，构建了农村三级医疗体系。在大队一级卫生室工作的医务人员，都是“半农半医”的“赤脚医生”。与此同时，各级卫生部门开始下大力气，按照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的做法，着手组织大批培训“半农半医”人员。当时，正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高潮，一批下到农村的初、高中生，由于文化水平较当地青年要高，自然成了接受“半农半医”的“赤脚医生”培训的主体。他们学成后，大都当上了“赤脚医生”。这种情况，促使中国的“赤脚医生”队伍在短期内迅速形成，农村医疗状况迅速改观。

　　活跃在广阔农村的“半农半医”群体，确实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欢迎。农民有个头疼脑热，再不用远赴公社或者县城去医治了，劳动中受的一般创伤能够得到及时治疗。而且，农民们在大队卫生室或者公社卫生院看病，医疗费用主要从公社和大队积累资金中出，除扣少量工分外，社员基本上不花什么钱，有的地方连五分钱的挂号费也不收，这怎能不受到广大农民的由衷拥护和欢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