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谢根荣骗贷案正在北京市高院二审。3年期间,谢根荣违规骗取建设银行贷款7亿余元。法院查明,建行曾发现谢根荣骗贷,但后者凭借“24亿元两件玉衣”取得了银行负责人的信任,不仅没追要原贷款,还又贷给其5000万元和开具4.5亿元银行承兑汇票。实际上,这两件玉衣是他找人用不值钱的玉片串起来的,又出钱找来5位专家给出24亿元估价。

　凭借两件天价“玉衣”取得银行信任,谢根荣不但为之前6.6亿元的借贷做担保,又获得5000万元贷款及4.5亿元银行承兑汇票。而据查实,“玉衣”实为伪造而成,伪造文物后,谢根荣出钱请5位专家估价24亿元。

　商人造假骗贷并不稀罕,在利益驱动之下,任何违法犯罪都有可能发生。但专家蜂拥而至,沦为不法造假者的帮凶,让公众情何以堪,让学术正义情何以堪?

　在这起事件中,5位堪称当代文物鉴定领域顶尖权威的专家“隔着玻璃看了看”,就轻描淡写地将造假的“玉衣”鉴定为价值24亿元的天价古董,让学术良知成为金钱的交易品。5位专家一连串耀眼的学术光环,在“好处费”的反衬下,立即显得暗淡无光,勾勒出个别专家见利忘义的形象,以及整个鉴定环境被金钱腐蚀的生态图景。

　学术良知是学者理应恪守的基本底线,千金不换。但一朝失守,却又比造假的“金缕玉衣”更廉价,甚至一文不值。近些年,关于专家的非议与各类学术精英屁股决定脑袋的“利益代言”一样杂乱纷陈。专家言论之所以缺乏应有的公信力,因素之一是金钱的魔力使然,另一个重要因素便是话语权滥用,毫无风险成本。商人造假、学者“帮衬”的丑闻爆出后,被置于舆论风口浪尖的专家们只是感慨一句“唉,这事给国家造成了损失,我很伤心”,就算是道歉了;另一句“我们的意见只是参考,不具备法律责任”,便择清了自己的责任。有人如此点评,“专家们并不知晓骗贷行为,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水平,做出相应的评估报告,没有证据显示他们故意抬高古董的价值,无需承担刑事责任……只能说明鉴定水平有限”。

　既然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又有丰厚的红包可拿,还能指望他们坚守良知的底线?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术无良现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此至今仍然缺乏有效的制度规范力量——指鹿为马的专家滥用话语权,究竟该当何“罪”?这个问题不解决,个别“学术精英”照旧会围着利益转悠,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利欲熏心。（陈一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