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家英曾是毛泽东的5大秘书之一。他才学深厚，为人坦诚，当过毛泽东长子毛岸英的老师，为毛泽东起草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文稿。但是，庐山会议上的政治风暴差点把他推入深渊，史无前例的“文革”浩劫终于使这位正直的书生蒙冤自尽……

厌恶江青、陈伯达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田家英由于同情彭德怀的“万言书”，差点被卷入那场政治风暴中。尽管他依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着，但彼此之间产生了分歧。1962年夏日，在北戴河，中共中央举行工作会议。毛泽东又一次点名批评田家英“右倾”，成为那次会议上四个被点名的“右倾分子”之一。

由于“离得近、看得清”，长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他，很早就察觉江青的政治野心。

田家英最初看不惯江青还只是限于她的生活作风。他对她采取“不敬”而“远之”的态度。渐渐地，江青“偶尔露峥嵘”，染指于中国的政治。江青也意识到田家英刚直不阿，欲除之而无机会。正因为这样，当她听说毛泽东批评田家英“右倾”，不由得兴高采烈起来，骂他是“资产阶级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老右”。

在毛泽东的“左右”之中，常常跟田家英发生正面冲突的是陈伯达。

在延安，在中央政治研究室，陈伯达曾是田家英的顶头上司。他俩先后成为毛泽东的秘书之后，陈也总是在他之上———“陈、胡、田、叶、江”。

进京之后，虽说陈伯达也住在中南海，但他所住的“迎春堂”离毛泽东所住勤政殿有一段路。除了毛泽东打电话要他前来之外，平时他不在毛泽东身边。为投毛泽东所好，这位“理论家”常常向田家英打探：“主席最近在看些什么书?在注意什么问题？”

田家英深恶痛绝“理论家”这种“刺探”行为，先是敷衍，后来干脆当面拒绝。

田家英对江青避而远之，而对“老夫子”倒是常常当面顶撞。他和陈伯达都爱字画。田家英把自己刚买到的字画，先挂在毛泽东那里，有时给陈伯达看见了，于是，“老夫子”常常到田家英那里看字画，甚至向田家英借去。

“田家英，你有那么多的字画，可得当心点，别让小偷偷了!”有一回，“老夫子”一边看字画，一边揶揄道。

“我的字画如果被偷，第一个贼就是你!”田家英巧妙地讽刺道。

随着时代的车轮辚辚作响，日渐向“文化大革命”逼近，江青日趋活跃，与“老夫子”的联系日益密切。江、陈联合，逐渐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股崛起的“左”派势力。

就在这时，在毛泽东的“左右”之中，又冒出了一个原本排不上号的人物，加入“左”派阵营。此人便是戚本禹。戚本禹比田家英小10岁，原先在田家英手下帮助处理人民来信，后来成为信访局的一个科长。

某个夏日，当田家英夫人董边午睡醒来，发觉从书房里传出谈话声。董边一看，是田家英跟戚本禹在那里谈话。待戚本禹走后，董边问田家英，干吗在中午跟他谈话?

田家英叹道：“人家已经成了江青那里的红人，得罪不起。他在写关于李秀成的文章，找我要资料。我有什么办法?只好马上照办，在中午跟他谈话，帮他找资料……”

被安上“篡改毛著”罪名

整人要有口实。1965年12月，田家英终于被江青和陈伯达抓住了“大把柄”!

那些日子里，田家英随毛泽东住在杭州。毛泽东正在思索着在中国做一篇大文章———发动“文革”。从12月8日起，田家英随毛泽东从杭州来到上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上海举行。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解决罗瑞卿问题，打响了批判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的第一炮。

当毛泽东回到杭州，在12月21日上午，召集5位“秀才”开会。这5位“秀才”是陈伯达、田家英、胡绳、艾思奇、关锋。

1965年4月底，毛泽东曾在长沙召见过这5位“秀才”，开过一次会。那是因为毛泽东要全党学习6本马列经典著作，找这5位“秀才”连同他自己每人为一本马列经典著作写序。毛泽东跟5位“秀才”在长沙讨论了一通。时隔半年多，又在杭州继续谈论长沙的话题。

那天上午毛泽东情绪很好，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艾思奇和关锋往笔记本上仔仔细细记录着毛泽东的话。田家英也打开笔记本，记下毛泽东的重要的话。

毛泽东谈着谈着，忽然提及了不久前轰动中国的两篇文章———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所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12月8日第13期《红旗》所载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

毛泽东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毛泽东的谈话刚一结束，陈伯达就飞快地把“喜讯”告诉江青———因为江青组织张春桥、姚文元写了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之后受到以彭真、邓拓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的坚决反对，而毛泽东的话无疑是对她的极有力的支持。

于是，原本只作为毛泽东随口而说的话，却要整理出谈话纪要。整理纪要的任务，落到了田家英头上。由于艾思奇、关锋的记录最详细，田家英转请他俩整理记录。

关锋和艾思奇连夜整理，干了一通宵，就写出了纪要。他俩把纪要交给了田家英。

田家英看后，删去了毛泽东对姚文元、戚本禹的评论那段话。这是因为田家英不仅对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有看法，而且对姚文元的文章也不以为然———毛泽东曾要田家英看吴晗的《海瑞罢官》剧本，田家英看后对毛泽东说：“看不出《海瑞罢官》有什么问题”!

艾思奇知道了，曾好意地提醒他：“主席的谈话，恐怕不便于删。”

田家英答道：“那几句话是谈文艺问题的，与整个谈话关系不大，所以我把它删去了。”

田家英心怀正气、豪气，删去了毛泽东那段“最高指示”，江青便给田家英安了一个在当时足以置之死地的“罪名”，曰：“篡改毛主席著作”!

山雨欲来，风满华夏。1966年5月16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的《五?一六通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5月17日，“文革”的第一个受害者———邓拓，在子夜写下遗书，然后服下大量安眠药，于18日凌晨离开人世。

紧紧跟着邓拓而去的，便是田家英——“文革”的第二个屈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