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日上午，武汉市一位88岁的老人在菜场口摔倒后，围观者无人敢上前扶他一把。1小时后，老人因鼻血堵塞呼吸道窒息死亡。（9月4日《成都晚报》）

　一群人看着老人死在自己面前，无人伸手，人人自危。最动听的理由是，“彭宇案”后好人心死，复活不易；二是屡见不鲜的好心无好报，更灭了众生心中那一点善念——譬如9月4日《扬子晚报》消息说，江苏镇江六旬老人杨老先生晨练时帮扶醉酒男子，不想男子误以为杨老先生要偷自己东西，随即与他人一起将老人暴打至重伤，生命垂危。帮人、救人，似乎已经不单单是物质风险这么简单的事情，似乎无以复加的道德成本正在戕害社会道德行为。

　事实上，所谓道德滑坡只是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的必经阶段，是打破旧道德体系、从而重塑道德的过程。经济社会不够发达的时候，是不存在救不救老人的问题的，因为都是乡里乡亲、左邻右舍，熟人之间的外部关系约束每个个体、不可能不讲道德，因为任何不道德行为都会被批评、被揭发，道德的它律说白了就是“大家都认识你”；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际流动的增强，陌生人社会则很少有道德的外部约束，大家对面不相识，即便见死不救，没人认识你、批判你，道德行为完全依赖自律，所谓“人心不古”，此为原因之一。

　那么，人人自危的逻辑成立吗？对于本来就不准备帮助别人的人来说，“自危”不过是标榜自己道德优秀的“皇帝的新衣”，因为即便道德行为不存在被讹诈、被误解的风险，它也一样不会产生道德行为；对于心存善意、乐于助人的人来说，“自危”是一种可以忽略的成本，因为任何道德行为都要支付成本，比如扶老人过马路可能遇到交通事故、比如跳水救人可能有溺水的风险、甚至报警或打个120都可能改变人生的轨迹……但恻隐之心大过了风险考量，因此你还是要伸出一双手，扶危济困；对于犹豫不决、想做好人又担心好人难做的人来说，“自危”之下，起码还有次优选择，比如拍照录像、自证清白，或者找三两路人、以示见证——总之，眼睁睁看着老人惨死街头，很难以“人人自危”的理由搪塞而过。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我们吁求道德，却又用所谓“人人自危”的盔甲卸去自己在道德行为上的义务；我们渴望道德，却又在实践道德行为前放大了若干极端的风险成本——其实，最安全的道德就是“无道德”，见死不救、见危不扶，人人都可能毙命于马路、横尸在街头——这样的道德现实，果真是我们所欲所求？（江苏 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