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日武汉晚报报道，汉阳一名八旬老人，路倒街头，一个多小时中，围观者无人敢施援手，最后等老人的儿子赶到将他送进医院时，老人已错过救援时间停止呼吸。

　2006年的南京“彭宇案”已经过去了5年。这起争议极大的民事诉讼案件如今留下了两个影响深远的的后遗症。一是路倒老人无人敢扶，二是受伤路人反咬救助的陌生人。这两种症状最近在武汉都有所呈见。

　一件是8月28日，在汉口鄱阳街附近，一名电动车主扶起一名摔伤的婆婆，被对方咬定撞了人。其后的情节是，电动车主想给200元了事，却被围观者反对，认为助长了歪风，最后交警鉴定非交通事故，事件完结。

　另一件就是今日武汉晚报报道的这起见死不救事件。

　严格说来，汉阳这位八旬老人，不是死于众人的冷漠，而是胆怯。我相信围观者中有善心者不乏，缺乏的是有勇气者。除了彭宇案，不久前，江苏刚刚发生了一起“大巴摄像头事件”，一位大巴车主殷红彬，停车施救一名摔伤的太婆，反被对方诬陷撞人，幸而大巴车上装有摄像头，还原了事实真相。

　是的，在人性之恶面前，身在现场的人，譬如汉阳路倒老人的围观者，或许都有同样的问题：如果没有摄像头，谁来证明我的清白？

　老人路倒闹市却无人施救，这是社会道义的塌陷，这将让普通人尤其是弱势群体陷入不安。然而，挽救的途径，却不能止于对当事者良心的谴责，对普通人善心的呼吁，它首先需要的是法律的正确示范。南京彭宇案，天津许云鹤案，除开法律公义受到人情牵扯因素外，更对司法提出拷问。法律条文是否严谨？而在执行中，无论案子大小，被告原告身份如何，司法工作者是不是坚守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是不是能够排除人情干扰，能够放弃左右逢源，片面追求局部和谐？因为短期的“和事原则”，可能在长远上动摇法律公义。

　除开司法因素，我们还能在“群体正义”中寻求帮助。在汉口鄱阳街那起事件中，正是因为有人力阻“出钱了事”，才没有让“恶”得逞。是的，我们不可能每人随身携带摄像头，但围观者的眼睛都可以做证。“群体正义”可以让行善者的力量成倍增长。比如汉阳这起路倒事件，如果是多人施救，被反咬的可能性就大大减小，即便不施救，打急救电话，110报警电话，也是举手之劳。(鲁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