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启汉，1898年3月28日生于湖南省江华县(今江华瑶族自治县)码市镇朝阳村一个农民家庭，乳名志生，字仙槎。1917年转入长沙岳云中学读书。五四运动时期他积极参加湖南爱国运动，接着又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驱张运动。1920年在上海参加共产党组织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李启汉是中共早期著名的工运领导人，在短暂的革命生涯中，他曾三次被捕，两入牢狱，最终为革命事业牺牲，被邓中夏称为中共历史上“坐狱最早最苦的同志”。

　　援助香港海员罢工首次被捕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立即着手进行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组织工人的工作。为此，党组织分派李启汉到沪西小沙渡负责筹组纺织工会。在那儿，他办起劳动补习学校，一面办学一面展开组织工会的工作。1921年1月，上海早期党组织成立了由俞秀松和李启汉负责的职工运动委员会，直接指导工人游艺会、印刷工会和机器工会的工作。1921年7月中旬，上海英美烟厂工人为反对监工盘剥而举行罢工。上海党组织派李启汉前去具体领导罢工，最终迫使资方基本上同意了工人提出的条件。李启汉在这次罢工斗争中显示了出色的组织才能和斗争艺术，以及坚强的斗争原则性，因而获得了工人的称誉，被亲昵地称为“小李先生”。

　　1922年1月，香港海员举行大罢工。港英当局和外国轮船资本家一面对工人进行威吓镇压，一面企图在上海招募海员前往香港以取代罢工海员。当时，香港宝泰办馆的上海代理人桂阿茂已经为香港轮船资本家雇请了200多名工人。中国共产党密切关注着香港海员罢工的情况，号召各地工人给予大力支援。为了组织好上海工人的援助工作，1月27日，成立了由李启汉任主席的上海香港海员罢工后援会。为制止桂阿茂的这种破坏活动，李启汉劝告他停止为香港招募海员、破坏香港罢工的行为。但桂阿茂自恃自身势力及有香港方面撑腰，对李启汉的劝告置若罔闻。在这种情况下，1月30日，李启汉和后援会的钱孝裕一起来到吴淞路（一说武昌路）长安里桂阿茂的住处，准备当面向他提出严重警告。由于在此之前，桂阿茂已向公共租界工部局（下称工部局）报告“李启汉等有恐吓行为”。因此，工部局对李启汉进行了监视。当李启汉等人正与桂阿茂接触时，预先布置在附近的暗探立即将李启汉和钱孝裕逮捕。李启汉等人被捕的消息传开后，工人代表以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立即开展营救。2月8日，在向工部局缴纳了50元罚款后，李启汉等被释放。

　　在此期间，桂阿茂乘机大肆招募新工人，准备于2月8日搭乘“杭州”号轮船前往香港。李启汉一出狱，就得知工人们正在码头准备登船，他立即偕同朱宝庭前往劝阻。来到码头后，他们对工人们说:“你们是要被骗去香港的。但是那里去不得。上海工人罢工，香港工人不会来的。现在香港工人罢工，我们也不要去。我们工人都是一家人，大家要团结起来。工人不能坏工人的事。迟一点去，大家都有好处。”虽然新招来的工人多数都是为生活所迫而应招的，但在听了李启汉和朱宝庭的宣传后，许多人当场表示不想去了。可是，新工人都签有合同，合同规定了悔约就要罚款，因此，许多人很懊悔。而招募方则趁机挑唆说:“你李启汉再有本领，请解决一家几口的饭碗吗？”朱宝庭听后，当即向新工人表示这一问题可由均安水手公所和大家一块儿想办法。他还告诉工人们：“香港的海员工人为了饿肚皮才闹罢工的。我们上海工人因为饿肚皮，能到香港去吗?不能!我们只有组织同盟罢工，才能对得住香港的工人弟兄们。罢工胜利了，增加了工资，大家都得到好处。”经过李启汉和朱宝庭的耐心劝说，1000多名工人中当场有一半人留了下来。另一半人在到达汕头后，有些人越想越觉得李启汉、朱宝庭的话有理，因此又留下了近一半。最终到香港的不足300人，对香港海员罢工没有产生实质性影响。

　　此后，李启汉的活动再次受到工部局的阻挠。2月11日，李启汉被巡捕房传讯。在传讯过程中，租界当局警告他停止组织香港海员罢工后援会的活动。李启汉理直气壮地加以拒绝。他说:“我等此次帮助海员，只不过表现工友互助之义……罢工后，衣食俱无，为人道计，为公理计，不能不援助!”在李启汉领导下，后援会积极宣传香港海员罢工情况，鼓励香港海员要“坚持到底，勿擅让步”，积极募捐支援罢工海员。为了躲避租界当局的监视，在这次传讯后，李启汉受书记部委托，携带募集的150元从上海专程到香港慰问罢工海员。在上海后援会及其他各地的支援下，香港海员大罢工经过56天的斗争，终于取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