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南通一名司机扶起受伤老人被诬肇事者，因车内有监控录像方证明其清白。老人称自己一时糊涂深表歉意，让儿子专程送锦旗致谢。官方拟为这名司机申报南通市“见义勇为好司机”。（8月30日《扬子晚报》）

　无法想像若没有监控录像,或者扶起受伤老人的场景不在监控的视角范围之内，这位见义勇为的司机，该如何自证清白。可见司机被诬得以平冤具有相当的偶然性。尽管事后受伤老人一而再地表示歉意，甚至送锦旗致谢，并不足以抚慰那一个颗富有善意而受伤的心，而事件的昭雪并不能掩盖见义勇为被诬的事实。

　这个带有或然性的案例，再一次为公众树立了“善意有风险”的标本。事实上，自2006年南京彭宇案以来，相类似救人遭诬的案件再三发生，见义勇为的风险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在社会道义与规避风险之间，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后者，而对见死不救、见伤不帮者，越来越多的人报以理解与支持。

　我们实在是无法苛求每一人都扛个摄像机，“技术式”地去帮助别人，更无法从道德层面的褒奖去鼓励他人去冒“助人之险”。可是，我们又无法容忍这个社会的集体理智，把一颗颗火热的善意之心深深埋藏到心底，带来全社会的冷漠与道德底线的下滑。彰扬见义勇为、充满善意的社会环境，不止只是对见义勇为的善举给予褒奖，更在于创造条件帮助规避被诬的风险，为更多的人找到释放善意的空间。

　或然性的监控无法化解善意的风险，起到的只是证据的作用。规避助人被诬的风险，实质是如何从制度的层面，厘清助人过程中可能发生权益契合的界限，尤其是当受助者受到伤害之时，受损的权益必然希冀找到责任的出口，对此我们无法奢望道德的自律，能够抑制人性恶的冲动。

　因而，规避助人被诬的风险，一方面需要从保障的层面上，强化对受助者的救助义务，尽可能在公共救助的框架内来实施救助，同时对助人过程无法确定尚不能澄清的，采取第三方垫付救治的方式，给处理留有缓冲余地；另一方面，要强化助人被恶意诬告的司法惩治成本，让恶意诬告者面临高昂的代价，而不仅仅只是道德谴责的软约束，毕竟惩恶才能扬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