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和他的接班人问题

　　从1929年独揽大权算起，斯大林单独执政了24年。斯大林考虑过接班人问题没有呢？他谈论过接班人问题。1923年4月在俄共十二大上斯大林就大谈接班人问题。

　　斯大林在中央组织报告中说，要谈谈改善中央机关的问题，即扩大中央委员会的问题。他说：“我们党的中央机关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有27个中央委员。中央委员会会议每两个月召开一次，而中央委员会里有一个10人到15人组成的核心，这些人在领导我们的机关的政治和经济工作方面已经熟练到有使自己变成领导术士的危险。这也许是好的，但是这也有很危险的一面，因为这些同志既然在领导方面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他们就可能沾染上自负的习气，就可能故步自封，脱离群众工作……如果他们的周围没有同地方工作有密切联系的未来新一代的领导者，那么这些高度熟练的人就完全有可能僵化和脱离群众。”斯大林提出的第二点理由是，领导班子“老化”：“中央委员会里富有领导经验的核心在逐渐衰老，它需要接班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健康状况你们是知道的。中央委员会基本核心里的其他委员的年龄也相当大了，你们也是知道的。但新的接班人还没有，——不幸就在这里。”他认为现在是考虑培养新的接班人的时候了(《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177—178页)。

　　然而所谓班子“老化”的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1922年9月2日，列宁同他的妹妹玛丽亚·伊利尼奇娜谈起革命家的青春问题，说起最亲密的同志中谁多大岁数，哪一代人进入中央委员会。他发挥一个想法，中央委员会应有几代人参加：50岁、40岁、30岁和20岁。这样青年人就能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作，逐渐熟悉和习惯于这个工作。中央委员会就能“永葆青春”了。

　　斯大林的秘书巴让诺夫的回忆录中也说，1922年列宁曾经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同志们，我们已是年过半百的人了。而你们，同志们，大家都是40来岁的人。我们应当培养接班人，培养30来岁和20来岁的人，要从中选拔并培养他们逐渐担负起领导工作。” (波利斯·巴让诺夫著，洪刚译：《斯大林秘书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第24页。)

　　这是列宁对领导班子最佳年龄搭配的设想。从这里可以看出，1922年底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政治遗嘱”)中对6名中央委员逐个提出自己的看法，从年龄的角度看也不是偶然的。1922年列宁本人52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两人同年，生于1879年，(有一个说法，斯大林生于1878年。如果是这样，除列宁外斯大林就是当时领导班子中年龄最大的了)都是43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年，生于1883年，为39岁；最年轻的两人，布哈林生于1888年，34岁，皮达可夫生于1890年，32岁。这是一个相当理想的年龄梯队，完全符合列宁同玛丽亚谈话的设想。

　　列宁“遗嘱”中提到的这6人，显然不存在老化问题。斯大林这时候大谈“老化”无非是想借此把自己人拉进最高领导班子里来。

　　不过这时候说的接班人问题还不是接斯大林的班的问题。

　　斯大林掌权到卫国战争胜利后，到60多岁的时候，他的健康状况不佳，病了一段时间，这时候他开始考虑自己的接班人问题了。

　　据现在所知，他正式提出过两个人选——来自列宁格勒的库兹涅佐夫和沃兹涅先斯基。这两个人在卫国战争中，在保卫列宁格勒的战役中，在战后的经济恢复工作中有突出的表现。

　　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时，列宁格勒的第一把手日丹诺夫在南方休假，列宁格勒的全部防务以至居民生活的安排都由第二书记库兹涅佐夫负责。斯大林曾经给他写信说：伏罗希洛夫和日丹诺夫累了，焦躁不安……他们需要好好睡一下……组织防御、动员一切力量等全部工作，我只能依靠你了。

　　战后有一天，斯大林在里扎湖休息时曾经大发感慨，宣称我老了，我在考虑接班人问题。部长会议主席最合适的接班人是沃兹涅先斯基。总书记最合适的接班人是库兹涅佐夫……怎么样，同志们，不反对吧。(阿·阿法纳西耶夫：《“列宁格勒案件”真相》，见万启智等编译 ：《克里姆林宫秘闻》，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96页。)

　　阿·亚·库兹涅佐夫(1905—1950年)，1937年起任列宁格勒州委、市委第二书记，卫国战争期间是波罗的海舰队、北方和列宁格勒战线军事委员会委员。1945—1946年任列宁格勒州委、市委第一书记。1946—1949年任联共(布)中央组织局委员、中央书记、干部管理部部长。

　　尼·阿·沃兹涅先斯基(1903—1950年)，中央政治局委员，1935—1937年任列宁格勒市计委主席、列宁格勒苏维埃执委会副主席。1937—1949年先后任苏联国家计委副主席、主席，与此同时，1939—1946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和第一副主席。1946—1949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他是苏联科学院院士。

　　对这两个出身列宁格勒的干部，斯大林最后并不放心，1949—1950年制造了一个“列宁格勒案件”，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两人杀了。从此以后，斯大林再也不谈什么接班人问题，而是一心要除去身边让他不放心的合作多年的战友，其中包括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贝利亚、米高扬等。

　　有一个说法，认为斯大林指定苏斯洛夫为接班人，说此人乃“灰衣主教”。此说缺乏令人信服的根据。要让一个人接班，是不能暗中进行的，必须授以权力，让他在公众面前亮相，争取公众的认同。这是起码的做法。很难设想，连政治局委员还都不是的一个默默无闻的“接班人”会被各界所接受。

　　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认为：斯大林“没有留下任何形式的政治遗嘱，也没有指定接班人”。由政治局改组成的30多人的主席团中，“没有一个人能说，或者敢说自己是斯大林的接班人”。 (罗·麦德维杰夫、若·麦德维杰夫著，邹子婴译：《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12页。)那时真正掌握权力的是部长会议副主席马林科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贝利亚和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这是一个临时的“三驾马车”。即使这三个人也没有得到接班人的任命，尤其是莫洛托夫在斯大林的最后岁月中地位岌岌可危。

　　斯大林逝世后的第二天，中央委员会、部长会议和苏维埃最高主席团召开联席会议，决定马林科夫任总理，把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国家安全部合并，由贝利亚领导，莫洛托夫任第一副总理并恢复外交部长职务。伏罗希洛夫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人数减为10人，其排名次序为：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米高扬、萨布罗夫、别尔乌辛。排在第一位的马林科夫没有任何确切的证据可以证明是斯大林指定的，后来掌权的赫鲁晓夫名列第五。就是说，我们没有看到足以证明斯大林逝世后的权力更迭中存在指定接班人的文件和事实。排名第五的赫鲁晓夫过不多久就能够把排名第一的马林科夫排挤出中央书记处，而马林科夫竟然接受，这说明当时确实不清楚，到底什么职务是关键性的接班的位置。斯大林逝世前担任的职务是部长会议主席和党中央书记处书记。

　　斯大林逝世后的苏共和政府领袖的最后敲定是通过党内斗争，通过各种力量的重新组合来解决的。

　　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最关键的位置是党的第一把手，它在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称呼。列宁时期党内没有设第一把手，列宁自己填写的职务是“中央委员”，连政治局委员的身份都没有提。他主持政治局会议，仅此而已。他的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当然是很有分量的，但人民委员会的所有重要决策都要提交政治局讨论决定。斯大林在打倒各种反对派之后，行使权力的最高身份是总书记，总书记成为党和国家第一把手是从斯大林开始的。后来斯大林为方便发号施令，往往越过党而直接以政府首脑的身份行事。这是党政合一国家的一种简便的领导形式，但斯大林的权力首先来自党的第一把手的位置。由于控制了党，所以他能够任命莫洛托夫为人民委员会主席，也可以撤销他的这个职务，由自己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

　　这就暴露了马林科夫的一个严重失策。斯大林去世后，起初马林科夫是党政第一把手。但是不久之后，担任党的书记处书记的赫鲁晓夫以集中力量领导政府为名，设法解除了马林科夫的书记处书记的职务，这样一来本来名列第五的赫鲁晓夫很快就蹿升到党的第一把手的位置。斯大林逝世后最高领导人的确立不是斯大林生前的指定或者安排的结果，而是党内各派力量斗争的结果，这包括除去贝利亚，给马林科夫削权，粉碎“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反党集团”，等等。

　　赫鲁晓夫主政之后采取了一项措施，限制干部的任期，这是废除干部终身制的一项有意义的举措。他的这项措施触犯大批干部的利益，是造成众叛亲离的原因之一，赫鲁晓夫终于在党内政变中被推翻。勃列日涅夫的继任不是指定接班人的结果，这是无须论证的。甚至政变集团推举勃列日涅夫当头的时候，他还万分不情愿。 （本文摘自《苏联真相》,陆南泉、黄宗良等主编,新华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