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的不满，除因当下整体税负较重之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收税不确定感”。

　这几天“月饼税”和“房产证加名征税”成为热点。有评论说，这是见缝插针，与民争利；税务部门则说，民众不必大惊小怪———员工福利须纳税，国税局的文件早已明确；至于多个城市对房产证加名征契税，做法也“合乎国家相关规定和法律条文”。

　既然能找到法律依据，人家这税似乎也就收的合理。而民众持有不满，除了当下整体税负较重、纳税人享受权益不足之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收税不确定感”———大家不知道，到底在哪些环节“有些部门”还可以见缝插针地坐地收税；可不可以收税、按怎样的比例收，解释权又到底在谁手里。

　南京推“房产证加名税”，比例3%，舆论哗然；武汉征税比例是4%，也“合法合理”；国税总局虽称短期内不会推广，可眼睁睁看着人家高比例地开收了，相互效仿，又能奈何？“月饼税”也一样，1998年就“可以收”，但税务部门一直以来都没怎么征税，一直到了2009年经济危机背景下财政“钱紧”，税务总局和财政部各自下发了一份文件正式开收……收，还是不收，这成了一个具有可塑性的选题。

　税收，是一项须严肃对待的公共事务。谁可以被授权、该怎么确定收税范围、怎样监督使用、怎样向纳税人负责，都是一连串需要理清楚、讲明白、宣讲透明的重要命题，大家不能容忍它神神秘秘地被视为专业性机构的专业性行为———可以被选择性使用，可以被选择性解释。

　税收需要公共伦理，需要有公平的游戏规则，如果过多的征税权掌握在财政部门、税务部门和地方政府手里，结果可能必然是“见缝插针”，必然是“能征则征”。

　收税不是拉扯“猴皮筋”，明确的税收政策，尽量让利于民，给民众一个弹性的生活空间；而不是弹性的税收条款，总是与民争利，不断挤压民众的生活空间———唯有如此，纳税人的尊严与权利，才可以被充分保障。（毕诗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