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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锄奸:特务渗透 中共加紧防范

发布时间:2011-09-02 06:03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字体:放大 缩小 默认

 

  

  四、结语

  由于抢救运动搞得越来越过分,几乎到了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的地步,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于是,他采取一系列措施,下令停止抢救运动,并着手纠正错误,逐步甄别平反,防止了运动的进一步扩大化。

  今天看来,审干运动之所以犯了扩大化错误,康生难辞其咎。正是他一手炮制了王实味、张克勤和所谓“红旗党”等一系列案件,并夸大其词,才造成中央对敌情的判断过分严重。而在此期间,中央的一些决策也存在着失误。如1943年8月15日发布的《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原本是为了纠正抢救运动的偏差而制定的,但其中仍然表示:“在审查运动中,一定会有过左的行动发生,一定会犯逼供信错误(个人的逼供信与群众的逼供信),一定会有以非为是,以轻为重的情形发生,领导者必须精密注意,适时纠正。对于过左偏向,纠正太早与纠正太迟都不好。太早则无的放矢,妨碍运动的开展;太迟则造成错误,损伤元气。”(《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93页。)这种方针在实践中无疑妨碍了对抢救运动的纠偏。

  当然也不应忽视的是,审干运动的发生及其扩大化还有客观方面的原因。如前所述,几乎每次延安特别强调审干锄奸之时,恰恰也正是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之际。相反地,伴随着内战危机的解除,审干工作亦相应放缓。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审干之所以在1943年7月转为抢救,显然与当时面临的战争威胁有关。而后来中央决定停止抢救运动,除了发现其中存在诸多问题之外,也与国民党于9月宣布无意进攻陕北边区和停止调动军队有关。这种时间上的吻合应该不是偶然的,至少说明国民党的破坏活动是审干运动的重要诱发因素之一。而从效果上看,审干期间也确实清理出不少特务。例如1942年底全线破获的汉中特训班案件(又称“戴案”),共发现军统潜伏特务32名。(参见郝在今:《中国秘密战》,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188页。)蒋介石身边专门负责情报工作的唐纵在1942年8月31日的日记中便感叹:“晚在罗家湾座谈会讨论共产党问题,切实检讨,对共产党毫无内线,所得报告,皆空泛无所据,至可惊叹!”(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301页。)中统1943年底检查工作的文件也反映:仅以陕西、甘肃、宁夏三省调统室系统来说,在陕甘宁边区内和周边的特工人员、特情人员629人中,已被共党发现229人,中调局陕西室在陕甘宁边区内的秘密据点遭到破坏,反共同盟军武器全被缴获,原有的特情不能活动,新的特情开辟困难,交通联系无法建立,据点工作受到阻碍,情报质量日益降低。该文件还对这一损失表示“言之痛心”。1945年初,戴笠在西安召开的军统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亦称:军统几年来曾派400名工作人员到陕甘宁边区,被中共发现、逮捕、坦白、失踪、逃跑、被杀或逃回的达90%。(参见中央党校彭真传记编写组:《延安整风运动和延安审干运动的联系与区别》,《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3期。)

  由此可见,审干运动尽管发生了扩大化,但不应一概否定。任何运动都不可能完全避免偏差的出现,尤其是在战争的复杂情况下,关键是要及时发现和纠正,使之朝着正确方向发展,而不是对负面影响揪住不放。关于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邓小平曾经总结说:“在那种异常紧张的战争环境中,内部发现坏人,提高警惕是必要的。但是,脑子发热,分析不清,听到一个口供就相信了,这样就难于避免犯错误。从客观上说,环境的确紧张。从主观上说,当然也有个没有经验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1页。)这个分析是全面和客观的。

  〔作者卢毅,中共中央党校副教授,北京10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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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责任编辑:李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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