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在此时，中共在其他地方的组织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泄密事件，并酿成严重后果。首先是1942年2月，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袁晓轩叛变，供出了大量机密。紧接着5、6月间，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又因叛徒出卖被破坏，廖承志等负责人被捕，这几乎使中共在大后方主要的省一级秘密机关遭到毁灭性打击。此事性质之恶劣还在于，1941年7月国民党破获中共江西省委后，某些被捕人员自首投敌后经过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训练，继续以原来身份与其上级机关南方工委保持工作关系，伺机全盘破坏。1942年2月，国民党江西省党部还曾经制订了一套行动方案：除准备利用已自首投敌之中共江西省委人员破获中共南方局外，并准备利用省委中有湘、鄂、粤、闽诸省线索者，“打击其高级组织”；利用省委中有出身闽西者，解决闽西中共武装；以省委中过去部属已为新四军长官者，“瓦解伪新四军实力”；利用此次捕获的经验丰富并熟悉各省情形的中共武装战斗员30余员，编为行动队，“潜去皖省，进攻伪新四军”。（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第465页。其野心之庞大与计划之周密，不可谓不耸人听闻。而所有这些方案，同样也是建立在利用内奸的基础上。）

　　1942年4月中旬，国民党又开始积极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时局骤然紧张。针对这一紧急情况，毛泽东曾于5月19日写了一封信并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递交给胡宗南，内称：“据报贵部正在积极动员进攻边区，采取袭击办法，一举夺取延安，……事属骇人听闻，大敌当前，岂堪有此，敢电奉询，即祈示复。”（《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81页。）为了防备国民党军队的突然进攻，中央一方面做了军事部署，成立了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另一方面则加强了清查特务的工作。毛泽东在4月17日政治局会议的发言中就特别强调，在学习与检查工作中，要对干部的思想和组织观念（即言行）进行审查与鉴定工作。在检查工作与审查干部中发现反革命分子，应加以清除，以巩固组织。（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75页。）

　　在此期间，“王实味案”发生，促使反奸斗争更进一步向纵深发展。6月19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现在的学习运动，已在中央研究院发现王实味托派。我们要发现坏人，拯救好人，要有眼光去发现坏人，即托派、日特、国特等三种坏人。（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88页。）10月19日，他又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开幕会上指出：我们各个机关学校，要好好注意清查王实味之类的分子，要客观地、精细地、长期地去清查。11月，他再次强调：既然有第一个王实味，第二个吴奚如吴奚如，曾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军委秘书、军委书记。1937年到延安，后任周恩来的政治秘书，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主任，新四军第三支队及江北纵队政治部主任，八路军总政治部文艺科长，在整风运动中被错定为“叛徒”。会不会有第三个王实味，第四个吴奚如，要认真查一查。由此出发，揭发暗藏的奸细迅速成为全党面临的主要工作。中组部在1943年工作计划中，便把清查奸细列为第一项的中心工作，中央政治局在提交讨论的关于1943年工作的12个问题中，也有审干工作总结和反内奸政策问题两项。（参见李东朗：《康生与延安抢救运动》，《百年潮》2002年第5期。）

　　三、审干运动的发动及其扩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