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共的加紧防范

　　对国民党的这些特务活动，中共实际上早有警觉，并制定了相应对策。1939年2月，中央社会部成立，康生为部长，李克农为副部长。中央书记处在《关于成立社会部的决定》中指出：“目前日寇汉奸及顽固分子用一切方法派遣奸细企图混入我们的内部进行阴谋破坏工作，为了保障党的组织的巩固，中央决定在党的高级组织内成立社会部。”（刘华峰、王雨亭主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大事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74页。）从此，社会部就成了中共反特工作的领导机构。同年8月，中央政治局又在《关于巩固党的决定》中提出：“为了巩固党，必须加强党的保卫工作和反对奸细的斗争，党内的锄奸教育与党的警惕性，必须大大提高，使保卫党的任务与反奸细的斗争，成为全党的工作。……在审查党员特别是审查干部的经常工作中去发现和洗刷混入党内的敌探奸细托派分子，叛徒和堕落分子。”（《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57页。）10月，中央具体制定了《关于反奸细斗争的决议》，其中也写道：“敌人不仅公开的在军事上围攻八路军，政治上破坏共产党，而且隐蔽的派侦探奸细混入我们的内部，来瓦解我们的军队与政权，破坏党的组织。……反共分子，自国民党五中全会后，发布所谓防制异党的办法，成立了反共的特务委员会，派遣特务人员到各地进行反共的特务工作，……现在民族敌人阶级敌人对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阴谋暗害工作，比任何时候都要加紧了，因此全党全军必须最高限度的提高革命的警惕。”该决议还强调：“必须积极的动员全党加强反奸细斗争的工作，以保证党的政治路线的执行与党的组织的巩固，不使党与革命在可能的突然事变中遭受意外的损失。”（《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181-182页。）

　　此后，中央又先后发出《中央社会部关于锄奸政策与锄奸工作的指示》、《关于大后方党肃清内奸的决定》等一系列文件，中央组织部也相继发布了《关于审查干部经验的初步总结》、《关于对内奸及不良分子的处理办法》、《关于审查党员的指示》和《补充指示》等指示。这些文件的主旨集中到一点，都是反复强调目前审干和锄奸工作的重要性，“必须认识目前日寇国特正以内奸政策为中心工作，国民党中央统计调查室对我党我军的领导机关正进行着内线突击，因此党的锄奸工作，须以‘厉行肃清内奸’‘进行反间工作’为主要任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477页。）。不过，这些指示同时也提醒各级部门要防止“左”倾扩大化倾向，“一方面要反对对敌人内奸政策的麻木不仁现象，又一方面要反对乱捉乱杀乱打乱罚的左倾现象。……反对锄奸工作的扩大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476-477页。），尤其“在审讯方法上要坚决废止肉刑，主要的不依靠口供，而依靠证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183页。）。所以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审干工作还是比较谨慎的，尚未造成大规模全局性的严重扩大化。

　　但1942年初几起重大泄密事件的接连发生，又使中共的反特之弦骤然紧绷。1941年底，军统成功破译了延安与中共驻重庆代表团之间往来的密电码，戴笠几乎逐日向蒋介石提供延安与重庆之间来往电报的内容。直到1942年1月下旬，这一情况才被苏联情报人员发现，并通知莫斯科和中共中央：“中国中央政府情报机关头子戴笠掌握了中共和八路军在重庆的代表的电台工作用的暗号、密码和发报时间”，“所有中共电台的位置均已被戴笠的机关查到了，电报被截获和破译。1942年有超过60份电报被破译，导致好几位重要的共产党人被捕”。（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64页。）但军统究竟是如何破译这些密电的，苏联和中共的情报部门并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内奸自然就成为首先的怀疑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