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起案件

　　在锄奸部近三年，我经办过一些案件，印象较深的如：

　　庞炳勋部两个青年投奔八路军案——

　　1941年，太行四分区即今山西壶关、平顺、潞城地区，锄奸科科长佘积德派人押送来两名待审查的特嫌。这两个青年从庞炳勋部跑过来，“要求参加八路军抗日”。他们自述入伍前都是高中学生，二十多岁。庞炳勋是出名的国民党反共人物，他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经常搞摩擦，与我军和根据地形成军事、政治的全面对峙，关系紧张。这两个青年冒险越过封锁线，投奔八路军根据地，言谈十分进步，因而显得很可疑。经过多次谈话、审查和最后拘押审问，始终得不到真实的材料来证明他们是真追求进步、诚心抗日，还是被派遣打进我军搞破坏的。后一种情况曾经不断地发生过。经过研究，认为从庞炳勋部突然冒险跑来投奔革命，这种可能性极小，伪装进步打进来，潜伏下来伺机搞破坏的嫌疑极大。但是，一下又弄不清楚。正碰上1942年5月反扫荡，锄奸部事先报经师锄奸委员会批准，随预审科行动，在紧急情况下，为防止突然叫喊，向日寇暴露我军目标而依军法处理了。

　　李世奎被俘案——

　　李世奎，老红军，二分区锄奸科长，在山西寿阳、昔阳、平定一带活动，在战斗中不幸被敌人俘虏，关押于阳泉煤矿当劳工，后与分区被俘的战士三人一起脱逃回来。我们配合组织部进行审查，没有发现可疑问题。本人申明被俘后始终没有暴露身份，所以没有被敌人察觉。李世奎的形象确像一个老粗。以后，部里决定对他“释疑”了，不怀疑了。按照本人的交代作了结论。正好碰上1942年5月反扫荡，李世奎随我和杨天保这个小组突围，我们派他当尖兵，表现勇敢坚定。全国解放后，李世奎任武汉军区保卫部长、后勤部政委等职。“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来向我调查，我证明李世奎被俘跑回没有问题。

　　宣传队三个女青年被俘案——

　　这三个女青年是师政治部宣传队的队员，在1942年反扫荡中被俘，第二年被放回。经审查，在被俘期间，日寇强迫她们在根据地周围进行了反共活动，替汉奸组织新民会表演文艺节目，宣传“皇道乐土”等。后来日寇释放了她们，布置回根据地后进行破坏活动的任务。在审查中，她们坦白交代了在敌区的活动和被放回的情况，态度老实。实际上，日寇把她们的活动也登了报、上了广播，她们不能也不敢隐瞒。经研究并报锄奸部领导批准，给分配了工作，在工作中继续考察。一位留在宣传队；一位分配到太岳区；一位送回延安。我们这样处理是正确的。不料，在1943年至1944年的“抢救运动”中，送回到延安的这位女青年竟被康生当做典型，迫她到处作“坦白报告”，并印成了小册子。我在太行山麻田八路军总部看到过印刷材料。历史证明这三位都是好同志。

　　日特平田投诚案——

　　日寇太原部队的“对共调查班”一个特务，叫平田，日本人。1942年反扫荡之后，在对敌斗争十分紧张的形势下，突然发生日特平田“弃暗投明”案件。平田被转解到师锄奸部。他自称是自动跑到根据地来向我军投诚的。部领导责成一科进行审查。我和白均对平田进行了相当长时间的审查，采取生活优待、思想放松等方法，又选派一位懂日语的干部和他生活在一起，让他自然地暴露真实面目。经过几个月的考察，既没有发现平田思想变化上的矛盾，也不能作出肯定没有问题的结论。由于战争形势紧张，对他实行了拘留审查，同样没有取得任何确切的正面或反面的证据。在一次日寇扫荡前夕，跟他讲明政策以后，把他押送到延安后方去审查了。（刘复之）